分类导航

王放

今天和大家一起交流，非常荣幸，今以我父亲的经历为主，解说“信念，责任，利益，义务”。

一、为什么叫“隐形将军”？

我父亲为什么被人称为“隐形将军”呢？这就要从他写的一首小诗《克农来访》说起了。成诗的时间，是1960年冬天，“克农”，是开国上将李克农。当时，我父亲在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担任战史部部长，病休，我母亲推开书房门说：“李经理来了，门外传来一个很熟悉、而又很久没有听过的男中音：“桂林的李经理来看七哥。”话音未落，我父亲大喜：“克农？”只见穿着军大衣的李克农上将由一大尉扶着，已经到了门口。我父亲笑问我母亲：“你怎么还叫他李经理哪？”我母亲也笑了：“我只记得过去的叫法，哪知道现在该怎么称呼？”李克农感叹：“嫂夫人这一声‘李经理’，让我又想起过去的不少事情。”聊了一会，到了中午，我母亲：“就在我家吃饭吧？我加了个菜。”李克农拱拱手，说：“烦劳‘后勤部长’。”转脸告诉随员：“这位就是我对你们常说起的：国军的将军夫人，我们八路军办事处的‘后勤部长’。”我母亲说：“这个狮子头是跟叶妈妈学的，...”我父亲笑问李克农：“蛮兄，你知道她说的叶妈妈是谁？”李克农：“是谁？”我父亲：“是蒋委员长手下中统局长叶秀峰家的老太太！不过，是他自已的妈妈，还是他太太的妈妈，我们没搞清楚。”李克农哈哈大笑：“噢？我以为只有你是个隐形人，没想到七嫂更是深藏不露，啊？”我父亲来了灵感，一首小诗脱口而成，只有四句：“桂林、重庆、东黄坭，‘隐形’至今未足奇。夫人再设‘后勤部’，上将仍作‘李经理’。”诗的第一句，是三个地名：“桂林、重庆、东黄坭”。桂林：我父亲和李克农相识于抗战时期的桂林，那时我父亲是国民党第十六集团军副参谋长，李克农是第十八集团军主任，他们是友军，时常有接触。重庆：我父亲1942年5月在重庆加入中共情报组织，和李克农的关系变成了同志。我母亲一贯相信、支持自己的丈夫，从这时起，也曾多次从经济、物资、住宿、交通等方面帮助李克农、潘汉年和他们介绍来寻求帮助的同志、朋友，被李克农誉为“后勤部长”。但是因为我母亲不善于处理那些复杂的社会关系，也从来记不住那些复杂的称谓，我父亲就只让她记住：这是“桂林的李经理”。——谁知道，事过多年，她就是看见了李克农肩上的三颗星，还是叫他“李经理”。东黄坭：中共中央社会部驻地，河北平山一个小村庄。中央社会部的同志们都分散住在村里的民房，部长李克农也在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办公、起居，他用的是三间北房，一明两暗，东面是他的办公室兼卧室，西面会客。1949年1月，我父亲经过香港来到解放区，直接到社会部，就住在李克农卧室对面那间客房。这样一位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又刚刚从敌占区来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一来就直接进入了党中央情报工作部门的核心，足见中央对他的绝对信任。大家都知道：他是周恩来直接联系的工作关系。诗，给了李克农，“隐形将军”的称呼就在一个不太大的范围里被传开了。“隐形”，不仅仅是我父亲在建国前的工作状态，也是他在建国后的心理状态，直到他1984年去世，出于保密要求，他的讣告仍以“爱国将领”冠名。即便被常人当作“起义将领”、“统战对象”，仍然绝口不提往事，严守机密数十年。他说：“我在解放前为党工作是由周总理直接领导的，周总理不说的我不说，中央没有公开的我也不能说。

二、在北伐中结识刘志丹

我父亲1909年正月出生于（今）宁夏同心县一个山村。1920年地震家园被毁，我父亲随父母迁居固原县。1924年年底，城里来了一位黄埔军校的招生老师，他的父母给他借了甘肃省立中学“韩圭璋”的文凭，让他投考军校，自己去闯一条生路。招生简章要求学员在1925年8月以前在黄埔报到，但老师只把他们带到了银川，交给了西北陆军第七师军官教导队，自己去了苏联，从此没了音讯。1926年9月，“韩圭璋”所在的部队改编为国民联军第四军，出兵北伐，国民联军是实行“联俄、联共”政策的军队，总司令是冯玉祥，军事政治顾问是苏联的乌斯马诺夫，总政治部部长是共产党人刘伯坚。第四军军长是马鸿逵。马鸿逵原籍甘肃河州，回族。他的部队军阀积习很重，联军总政治部派来共产党人刘志丹任政治处长以后，部队作风有了逐步转变。刘志丹是陕西保安县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当时的毕业生有直接从军作战的，他是被派回原籍北伐军部队工作的，他所说的黄埔军校“救国、革命”的精神给“韩圭璋”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毕竟，“韩圭璋”当年报考的本来就是黄埔军校。“韩圭璋”勇猛善战，晋升很快。部队休整期间，联军总政治部主办了多次政治集训，在一次连长、连级士兵委员会主席的集训中，刘伯坚、刘志丹曾单独找“韩圭璋”谈话，他们都认定他是个好苗子，刘志丹给他指定了加入共产党的联系人。

1927年“4·12”政变以后，西北军也开始联蒋、清党，驱逐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已经晋升营长的“韩圭璋”还没有来得及入党，就和刘志丹中断了联系。刘志丹返回陕北，组建党组织、组建红军、开创革命根据地，他以为“韩圭璋”当时已经入党。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刘志丹曾向周恩来汇报过在西北军中发展党员的事，也提到过“韩圭璋”，在陕北的老同志当中，有不少人知道有一个叫“韩圭璋”的军官是刘志丹发展的、留在国民党部队的地下党员。

三、在中原大战中为蒋介石解围

1929年1月，冯、阎、桂系因对蒋介石的部队编遣方案不满意，与蒋介石失和。在冯玉祥通电讨伐蒋介石不久，部下的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杨虎城等部先后被蒋介石用重金收买，调转枪口打冯玉祥。马鸿逵归附蒋介石后，升任讨逆军十五路军总指挥，驻守徐州。我父亲是马鸿逵的部下，那时候还叫“韩圭璋”，也随部队到了徐州。对于时局不可预料的畸变，“韩圭璋”全然没有了方向感。从隶属关系上讲，他所属的部队刚刚投靠了蒋介石；从感情上讲，他最愿意为之效力的冯总司令、白总指挥却联合反蒋。他不知道该跟着谁去打谁，他感到迷茫和苦闷，但作为一个政治上尚不成熟的青年，他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力；作为一个中下级军官，他也没有选择的资格。不管他是否心甘情愿，他只能跟随着他的长官，用自己的生命去闯世界，他很清醒地知道，除了生命之外，他没有任何本钱。1930年初，以阎锡山、冯玉祥为中心的反蒋联盟形成，中原大战爆发了。5月底，蒋冯主力鏖战豫东，蒋介石在停靠归德（今商丘）火车站的“总司令列车行营”里亲自指挥。“韩圭璋”当时任马鸿逵部六十四师独立团团长，守备归德。独立团共有3个营，一个营在城内，团部和另外两个营在城外。5月31日，冯军郑大章骑兵军一支部队夜袭归德，攻击的重点是飞机场，蒋介石的“总司令列车行营”没挂火车头，停在站内，也被冯军骑兵围住猛打。冯军万万没想到：这辆看来有一个营的兵力押运着的蓝钢皮客车里就是他们兴兵讨伐的敌方总司令蒋介石。在无法突围的总司令行营里，参谋长杨杰摸黑摇着电话大喊：“六十四师独立团？”“韩圭璋”在团部只听到：“我是总司令部！我是参谋长杨杰！敌军包围总司令行营……”线路就中断了。火车站枪炮声声、飞机场火光熊熊，“韩圭璋”仔细听着枪炮声：只有马枪、花机关、手榴弹和飞机场燃料的爆炸。他断定：敌方肯定是骑兵！他怎么能得听出对方是骑兵呢？是枪声：步枪和马枪用的都是步枪弹，步枪弹的火药是为步枪的长枪膛设计的，理想状态是火药在长枪膛内完全燃烧，马枪枪膛短，步枪弹用在马枪上，火药还没有完全燃烧，弹头就出膛了，因此马枪比步枪的爆破音更大一些，听得多了，很容易分辨。 “韩圭璋”知道自己兵力不足，果断地下了决心：“只救火车站！”他命令团副带三营：集中重机枪全部上城，死守归德，不管什么情况，一定要死死守住！准备接应总司令部转移到归德城里来。同时命令团副：马上向师部报告，请求增援！他懂得：骑兵的优势是速度，下了马的骑兵失去了速度，优势就减了一大块；骑兵没有重武器，弹药带得也不多，打攻坚战、阵地战都占不了大便宜；步战的骑兵还有一个“死穴”，就是栖马场，为击溃步战的骑兵，必须打它的栖马场。因此，他命令二营：以排为单位展开，在飞机场和火车站之间找敌军的栖马场，找到就马上打三颗信号弹！他向二营长再三强调：打栖马场，只要打得响、打得热闹就行，要让围攻火车站的骑兵回得来、跑得掉，如果把他的马打光了，他回过头来跟咱玩命，我杀你的头！最后命令一营，跟我跑步出发，救援总司令行营！逼近车站时，飞机场方向刚巧升起三颗信号弹，他命令部队在飞机场方向拉开空档，其余方面猛攻。迫使敌军骑兵回头去救栖马场。这是一种击溃战术，叫“围三阙一”。“韩圭璋”率部攻入站台，由卫队军官带领进入总司令行营车厢，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蒋介石和杨杰。由于眼睛近视，当时他已经戴上了眼镜，蒋介石握手称赞：“韩圭璋？你很好。你是哪一期学生？”见他不知如何作答，杨杰：“总司令问你是军校几期？”他突然想起：“本来是要去黄埔的，结果就近投考了西北军教导队。”蒋介石当即下了一道手令：“六十四师独立团团长韩圭璋，见危受命，忠勇可嘉，特许军校三期毕业，列入学籍，内部通令知晓。”当时军中戏称黄埔学生为“黄马褂”，参谋长杨杰大笑：“韩团长，你是被赏穿黄马褂啦！

四、在仕途的上升阶段，秘密会见周恩来

1932年，我父亲被蒋介石调入黄埔系、用回本名。之后上过陆军大学，教育长就是中原大战时的参谋长杨杰。1937年抗战爆发，被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调入桂系。1939年昆仑关战役后，我父亲升任桂系第170师师长。蒋介石非常高兴，给了他一笔5万元的特支费：“拿去给太太补贴家用。”事后我父亲知道，蒋介石笼络有价值的师长，用4－5万元，笼络军长，要15－20万元，对级别更高的将领，就更多了。这是蒋介石的“银弹”，很多战场上的劲敌都被这个秘密武器打败了。那时的太太们只要有钱就作黄金、美钞、甚至药品生意。但我母亲对这笔巨款却完全没有感觉，她说：“要是不打仗，办个学校还用得着，现在怎么用啊？还是带在你身边，有什么大事，用起来方便。留在我这里，躲警报我都来不及拿。”这笔特支费，原本是蒋介石为在桂系插下一根大钉子的小投资，拿在我父亲手里，真的派了大用场。当时的桂林，是西南抗日大后方，各界人士集中，我父亲时常宴请各方头面人物，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李克农也常是我父亲的座上客。

1942年初，我父亲升任第十六集团军参谋长，不久，国防研究院成立，蒋介石点名调他做研究员。研究院的数据显示：抗战4年来，中国战场牵制着日本陆军35个师团，接近日本全国陆军51个师团的7成；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包括地方游击队也不过只有50万人，却在沦陷区开辟了15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对日军21个师团和62万伪军作战，这是侵华日军的60%和伪军的90%。当前世界，是一场各国各方都在两面作战的大混战，我父亲单纯军事观点：两面作战是兵家大忌。国民党：宋庆龄何香凝革命派坚决支持抗战；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政府，蒋介石“一面抗战、一面剿共”；只有中国共产党坚持了抗战、救国这一个方向。我父亲认为：军人的天职是为国作战，他要跟那个坚决抗战的政党走。 5月，我父亲通过秘密渠道，在重庆秘密会见周恩来。那天有一个细节，我父亲向周恩来简单汇报了自己的经历，周恩来非常敏锐，问：“韩参谋长，你是桂系将领，刚才你说在西北军为焕公（冯玉祥）解围，是怎么回事？‘4.12’政变前后，你在哪里？”我父亲：“在西北军呀！”周恩来：“那，有一位叫韩圭璋的人，你认识吗？”我父亲大惊，一时语塞，停了好一阵才说：“我就是韩圭璋啊！”幻灯二周恩来紧紧握住我父亲的手，激动地说：“练成同志！欢迎你归队呀！你要争取在战役-战略的层面上为党起作用，许多事要靠你独立去完成，对你这样特殊身份的同志来讲：生存就是胜利。”此后，我父亲严格遵照周恩来的指示，除了周恩来及周恩来指定的董必武、李克农、潘汉年、王若飞等同志之外，绝不接触党的地下组织及党领导下的各种武装力量。不讲：隐蔽战线的老前辈罗青长说：“韩练成出身贫寒，但他不是由一个贫苦的劳动人民直接参加革命队伍的，更不是因为兵临城下、走投无路而临阵倒戈的，按周恩来同志的话来说，他是‘受信仰所使然’从国民党高层内部主动投向革命的。

在1942年5月，经周恩来介绍正式加入中共情报系统，成为周恩来在蒋介石身边布下的一颗秘密棋子。他是一位自觉的革命者、一位忠诚的爱国者。

       作者简介

      王放，陕西三秦儿女红色宣讲团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