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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放

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习近平

我的父亲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母亲是一个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父亲是一位西北老红军，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母亲是一个追求进步的女学生，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我就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我出生在1949年2月，父母亲给我取名叫王放，就是叫我永远纪念解放的日子，永远忠于党和国家，永远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一、父亲走上了革命道路

我的父亲，1916年6月生于陕西户县牛东村，八岁开始上学，但是只上了四年私塾，就因家贫辍学了。1933年春，父亲为了葬埋母亲，卖身参加了国民第十七路军。这是杨虎城的部队。在西安绥署军法处执法大队当兵，随后升为副班长，被调到省党部专门关押政治犯的执法大队看守所当看守。1935 年秋，看守所来了一些特殊犯人，是一批年轻的积极要求 抗日的学生(政治犯)，因为父亲也是穷苦出身，也是积极要求抗日的，一来二往，他对这些犯人产生了同情心，就偷偷承担了狱中的这些犯人向外传递书信的任务，他们因为父亲送出了消息和组织接上了关系，被设法营救了出去，然而父亲送信的事情被敌人的侦缉员发现，打了四十军棍以示处罚。

1936年春父亲从执法队调离到杨虎城部孔从洲警备旅当文书，10月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抗日民族解放先锋 队(共青团)。12月12日，父亲参加了著名的“西安事变”，因为表现勇敢，受 到杨虎城将军的奖赏(60个大洋)，上交组织。

1937年七七事变，全民族抗战爆发了，为了抗日，父亲满怀热情得奔赴了延安，然而在即将渡黄河时，遇到了他此前在执法大队营救出来的同志，经他们介绍辗转来到了陕西泾阳安吴青训班，父亲成为了安吴青训班的第一期学员。这是一所服务抗战、培训青年干部的重要基地，是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和中央团校的前身，被誉为“抗日干部的摇篮”。在青训班学习期间，父亲才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建立起全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1937年2月，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父亲真正踏上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

青训班毕业之后，父亲和安吴青训班毕业的青年(大约80人)，又被党组织安排回到了国民第38军(也就是原国民17路军杨虎城将军的部队)，开始了长达十多年隐蔽战线的地下工作。

二、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1922年8月出生在陕西渭河北岸一个富庶的村庄，外公早年曾跟随同盟会会员拥护和参加辛亥革命，外婆精明能干，在家经营祖产。1936年，蒋介石来到西安，14岁的母亲受堂姐的影响和一批青年学生，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一致对外抗日，蒋介石却命令部队架起机枪向这群无辜的学生开枪，被赶来的张学良阻止，3天后爆发了西安事变。

从此，母亲对国民政府失去了信心，转而开始同情和接触共产党，并在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秘密参加了共青团。

父母亲在西安相识了。一个是追求进步的年轻女学生，一个是有信仰的坚定的共产党员，母亲当时穿着淡蓝色的教会学校的校服，清纯和漂亮，父亲穿一身军装，高高大大，显得非常英俊，彼此之间很快就产生了好感和爱慕之心，他们恋爱了。

1944年，国家正在受难，当时家里人已经安排好母亲赴美留学，去美国南部著名“卫斯里女子学院”读书，(宋美龄和冰心)母亲没有拒绝，收拾好行李，却跟随父亲的战友来到了豫西战场(河南西部)。这年4月，在抗击日寇战役的间隙中，将一个知识女性，一个少女纯贞的爱情，献给了一名抗日军人。

当时父亲已经是原杨虎城部第四集团军38军军部的参谋，也是 38 军中共地下党的人事负责人。22岁的母亲，一米七的高挑身材，一身的女学生装束，蓝色的丹士林旗袍，提着小皮箱，站在一米八五的父亲面前，是那样的美丽夺目。所有参加婚礼的军人几乎全部是中共地下党员，战友们送来了脸盆、毛巾、被褥、枕巾，最珍贵的是一条太平洋床单，为这对革命的、浪漫的年轻人贺喜，整个军部都轰动了。新婚后十余天，部队进入战斗，母亲离开了战场，和父亲的战友一起返回陕西，途中遇到日本人的轰炸，母亲看到无数的平民百姓倒在了血泊中，一路上惊心动魄，终于回到了外婆家中。回家后又积极为抗击日寇的38军(原国民第十七路军)购买药材。

四十多年后，有一位在江西九江军分区工作的程叔叔，到西安看望父母亲时，我正在院子里晾衣服，他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嫂子，您怎么一点儿都没有变，还跟结婚时一样漂亮”。大家都笑了，我对程叔叔说：“您肯定是把我认成了我的妈妈”。可见当年的父母亲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一对新人...

三、孔从洲起义

1946年5月初，父亲奉中共38军工委书记蒙定军的指示，前往河南巩县，见到了孔从洲旅长交给他工委的信，(故事：正在吃饭、捆绑姚杰叔叔)。凌晨五点，父亲终于在孔的卧室见到他，告知他，敌人藉口让孔的部队去新乡执行“剿匪”任务，并规定只带三天的干粮，重武器和其他物资一律不带。

这个消息使孔从洲大吃一惊，难道敌人是真的要动手了，既然去“剿匪”，却不让带重武器和其他物资，其次，在郑州驻有整编二十七师，距新乡很近，为什么不调二十七师而要舍近求远，从巩县调一个信不过的五十五旅？情况如此反常，其中必有阴谋，部队处境，危在旦夕！绝不能坐以待毙。部队必须马上起义。5月15日，部队起义。

由于孔从洲的起义,父亲暴露了身份，被国民党四处通缉，于是地下党派父亲前往马栏解放区，父亲先去了宝鸡凤翔看望待产的母亲，在那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里，父亲只能将母亲托付给了他的战友杨荫东叔叔，战友给母亲送了两只手枪，让她用来换钱，生孩子，父亲临走前却把这两只手枪带到了马栏上交给了组织，他的战友只好亲自来照顾生产的母亲。

四、父亲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国家处于百废待兴中。美帝国主义却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将战火蔓延到了中国的东北。当时父亲在西北第一野战军联络部任敌工科长，还兼任一野剿匪大队政委。父亲当时正在兰州参加剿匪。母亲已经有了三个子女，并且又怀了弟弟和妹妹，作为军人，她毅然送父亲赴朝参战，自己留在后方努力工作，并挑起了抚养子女们的重担。在那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日子里，父亲有时半年没有信来，最长时间8个月没有音讯(故事：找领导)，母亲挺着大肚子，依然在后方忙碌着。她是那样的坚强，舍小家为国家。

1952年2月，在西安陆军医院，母亲生弟弟妹妹的时候大出血，大人和孩子几乎都保不住了，父亲的战友王直叔叔首先给母亲输了血，父亲的老上级习仲勋同志闻讯，立即派人为母亲输血，直到血止，并把早产的弟弟妹妹送到保温箱，才保下了母亲、弟弟、妹妹三条生命，事后，父亲从战场上回来，习仲勋曾对父亲提起这件事(故事)。朝鲜战争结束后，母亲又跟着父亲在青岛、天津、北京工作，最终转业回到了西安。

五、父亲和母亲对我们的影响

父母亲结婚以后，相濡以沫地度过了57个春秋，不离不弃。受母亲的影响，父亲从一个农民子弟，不断地提高学习文化，自我标榜达到了高中文化程度，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和钢笔字，文章也很好，在我经常写给父亲的信中，他会习惯地为我改好错别字和标点符号，再重新给我寄回去，而且在母亲多年的熏陶下，父亲改掉了很多粗俗的习惯和骂人的习惯，他变得文明了。

母亲在父亲多年的影响下，她的生活变得简单和简朴了，尤其在文革后，她经常穿一身铁路工作服，忙碌于工作和家庭的琐事之中。1986 年，母亲赴美探望分别了40余年的姐姐、姐夫和弟弟，他们在迈阿密终于见面了，短短56天的相聚，他们一起回忆起外婆外公，好像都回到了孩提时期，(母亲对舅舅说，她和父亲的婚姻是相互影响的...并且说是共产党教育了我，从一个大家闺秀变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母亲自小聪慧好学，她很爱读书，在她的教育下，我们也都爱读书，例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亚的道路》、《勇敢》、《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古今中外名著，这个习惯延续至今。

我和大姐大哥年龄相差四岁，自幼父母就把我们送到保育院、保育小学寄宿学习。那时正是学习苏联老大哥的经验、轰轰烈烈建设新中国的时代，母亲教育我们要像苏联英雄卓娅和舒拉学习，热爱自己的祖国，好好学习，长大报效祖国。那时候我们家在北京，父母亲在部队上，我们在五一小学读书，它位于北京郊区，每到4月，北京的春天风沙弥漫，经常会有沙尘暴，母亲为及时了解我们兄妹学习情况，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到学校，整个人就像一个泥人，老师和阿姨们看到后都很感动。有了这样一个严格的母亲，我们学习怎敢松懈？我们外语学的是俄语，母亲虽然掌握一口流利的英语，但是她为了督促我们学习，也和我们一起学习俄语，每个字母、单词都记得很牢，甚至学会了俄语歌曲《喀秋莎》，并且和我一起在学校舞台上演唱。

父亲是一位老红军，是一个公私分明的人，从他身上我们也学到了很多优良品质。解放后，组织上给他配有专车，他从不私用。

记得有一次我回家，看到父亲把一些乘车票据摊了一桌，他老人家戴着老花镜正在分门别类整理票据。我不屑地说：“这点小事还烦劳您大驾，不如让秘书办就是了”。父亲认真地对我说：“有些票据是看望自己朋友的，不是公事，不能报销”。我说：“谁像您那么傻啊，拿个鸡毛当令箭”。把他整理好的票据胡拉一堆，就忙自己的事情去了。过会儿回来看见他老人家又把那些票据分开了。

天冷了，父亲的呢子大衣上沾上了一小块油渍，他从司机李叔叔那里要了一小瓶汽油，为此专门到财务处交了那一小瓶汽油钱。夏天，家里的纱窗脏了，他让我们拿到楼下大水管去冲洗，事后父亲专门到财务处交了5吨水费——1角钱。

在我们家里，母亲是总管家，父母亲经常教育我们勤俭节约，他们的收入不少，但给我们花钱时却斤斤计较，除了必要的开销，学习用的东西外，我们向他们要钱时还真难。弄的我背后常说他们小气，像巴尔扎克小说里的人物葛朗台。

多年后，当父亲把他们一生的积蓄48万多全部捐献给家乡的小学时，我才明白他的人品有多么高尚，并为自己当年对他的误解深深自责...

2000年，一场空前的灾难降临到家中，我们最亲爱的小弟，父母亲最小的儿子毛毛患上了血液病(白血病)，为了给小弟治病，父母亲召集全家人开会，你们兄弟姐妹长大了，给毛毛治病的钱，就由你们兄弟姐妹出吧，出钱的不出力，出力的不出钱，我的丈夫把他多年来的科研奖励费30万全部交给了我母亲，把小弟送到了北京的301医院，请来了最好的专家，我为弟弟做了骨髓移植。兄弟姐妹们又凑了一笔钱，共花了57万多，但无情的病魔还是夺走了小弟宝贵的生命，这是父母亲人生中经历的最大不幸！但他们却鼓励我要坚强的活下去，又是坚强的母亲把悲痛压在心里，把弟媳和侄女接到家中，用她博大的母爱呵护着，照顾着她们。

亲爱的母亲终于在2001年的10月29日倒了下去，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儿女们失声痛哭，肝肠寸断。父亲很坚强，他在我们面前从不流眼泪，总是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人是会老的，父母亲总有和你们离别的时候。但是我却发现，父亲更加消瘦了，他常常坐在椅子上发呆，一遍又一遍地在纸上不停地画着，后来我和姐姐才发现他画的是经常和母亲散步走过的地方...

2008年6月24日，我的丈夫，一位知名的大学教授，在做科研项目时，他的科研小组7个人全部被辐射了，他在经历了四年三个月的癌症折磨后，同样地花费了巨额的治疗费用，也永远地离开了我。这期间，为了给丈夫治病，父亲和大姐在经济上不断地接济着我，才使患了绝症的丈夫顽强地活了四年多。丈夫临终前，最想念的是我的父亲，最感激的是我的姐姐。

丈夫走了，我彻底的悲痛和绝望了，我换上了抑郁症，心脏又装了三个支架，在我住院时，93岁的父亲用颤抖地手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小放，听说你的手术很成功，希望你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出院后，回到家里，爸爸亲自来照顾你!我的主治医生很感动，并且说老先生写得一笔好字之后，父亲老战友的子女们，又带着重病中的我，重返了当年父亲战斗过的地方，在父母亲结婚的地方，我们大家一起祭奠了母亲。在郑州的报国亭，大家一致推举我，带领大家为那些抗日战场上牺牲的前辈们宣誓，我深深感到了自己的渺小，比起那些牺牲的前辈们，我太软弱了。

2010年的8月4日父亲去世了，他留下的遗嘱：丧事从简，不要花圈，不要挽幛，不惊动组织，只有一面党旗覆盖在他的身上。儿女们遵照老人的遗嘱满含着眼泪、在低沉的哀乐中默默地送走了他。我在发给朋友的短信中，是这样说的：“我的父亲终于走完了95年的风风雨雨。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革命事业。1936年他参加革命，当年参加了西安事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西藏平叛、他无私无悔地走完了英雄的人生，我只有擦干眼泪，继续传承弘扬他们的精神。才能无愧于红色后人的称呼。”

父亲去世前，他和几位老战友嘱托我，要把他们的革命故事讲给后人听，2010年的6月15日，我带头自发成立陕西三秦儿女红色宣讲团，为了注册成立陕西三秦儿女红色宣讲团，我廉价30万变卖了一套房子，现在我们团己发展成为78人的队伍，十四年来，我心脏做过两次手术，放了5个支架，我团两次走近中央组织部党员干部学习网，三次走进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己经在全国26个省市宣讲过了红色家风！

六、传承红色文化

历史是需要传承的，红色的历史更是需要传承和弘扬的。父母亲这一辈人的奋斗牺牲精神，深深地融入了我的血液，植入了我的骨髓。我会沿着你们的轨迹，继续走完人生之路，那些革命者的忠魂会永远伴随着我。通过我们去传播去弘扬。假若人生真有来世，我还要做你们的女儿，做一个乖巧懂事的孝顺女儿，做一个高尔基先生所说的“大写的人”。

瞿秋白烈士曾经说过：“人，爱自己的历史，就像鸟爱自己的翅膀。”没有了历史，就折断了翅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腾飞，就一定要珍惜自己的历史，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为民族、为国家而牺牲的烈士们，他们的精神永垂不朽！

       作者简介

王放，陕西三秦儿女红色宣讲团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