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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山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 赵一曼绝笔
赵一曼（1905.10.25-1936.8.2）, 四川宜宾人，原名李坤泰，又名李淑宁、李一超，在东北参加抗日斗争时化名赵一曼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伟大的抗日民族巾帼英雄赵一曼烈士诞辰120周年。
前排左起：陶天华、陈人康、陈洪生、陈明、陈宜生、陈红、赵玉君、张晓龙、刘文山、胡山。后排左起：张志扬、段文彦、袁霞、金明、孟江伟、叶莲、余滨、萧前军
2025年4月20日，在开国上将陈士榘之子、中华英烈褒扬事业促进会理事、八路军研究会名誉会长陈人康的召集下，开国大将张云逸长孙、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会长张晓龙、夫人段文彦，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新中国江西第一任省委书记陈正人与“碕石彭家将”彭儒之女陈宜生（井冈儿女联谊会创会会长）、之子陈洪生（中国保利集团原董事长）及夫人袁霞，北伐名将、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孙女叶莲及爱人张志扬，“兵工泰斗，统战功臣”刘鼎之子刘文山（长征女红军、赵一曼的同学、战友甘棠之侄），抗日名将赵镇藩女儿赵玉君、外孙女刘清扬，老兵方阵邮简发布平台负责人余滨，世界反法西斯和平文化中心倡建发起人胡山等，与英雄后人及赵一曼纪念馆顾问、宜宾市叙州区老促会会长陶天华进行了座谈，追思革命英烈，纪念抗战胜利。
80载光阴流转，白山黑水间那抹不去的身影依然清晰。赵一曼用31岁的生命，在中华民族最黑暗的时刻，划出了一道照亮历史的精神闪电。这位出身富裕家庭的女子，本可过着安逸生活，却毅然投身革命洪流；这位年轻的母亲，忍痛别离幼子，选择与民族共赴苦难，赴汤蹈火。
吕妈妈的“哑巴女儿”
在日伪统治下的“白地盘”，伪警察特务横行，日本侵略者野蛮烧杀，言抗日者杀头，人民生活得不如牛马。而在中共领导下的“红地盘”里，日伪政权被打倒，建立起人民自己的新政权——农民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及其他各种抗日群众组织的领导人都由群众选举产生。这里的广大群众在历史上第一次行使了政治民主权利。
中国妇女受尽几千年封建压迫，在日伪统治下，还要遭受日军污辱和蹂躏。在“红地盘”里，赵一曼总结在宜宾组织妇女解放同盟时的经验和在铁道南领导妇女工作时遇到的问题，从打碎几千年来加在妇女身上的封建枷锁开始，使她们摆脱了封建道德的束缚，广大妇女第一次在政治上获得解放。她们和男人一样，参加各种集会，进行各种抗日宣传，尤其在发动人民抗日的宣传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方志敏烈士之女方梅：“赵一曼光辉不朽，丰碑永驻！我们替您和方志敏等革命先烈看到了今日之可爱的中国！”
妇女会是妇女的群众性组织，主要任务是组织妇女进行救国宣传，发动妇女参加支援游击队各种活动。铁北“红地盘”内，在赵一曼的领导下，妇女工作异常活跃，成为一支强大的对敌斗争妇女大军，积极支援游击队作战。
时任当地妇女会会长吕妈妈的女儿吕凤莲是赵一曼的干妹妹。她回忆：“有一天珠河县的领导送一个女来我家，说是铁北区书记姓李，大家喊她‘瘦李子’，县上人和我妈说她是南方人，有学问，上过军校还去苏联留过洋，能干。可眼下她得了肺病，脖子后头生了个砍头疮，头都不敢抬。我家那时在侯林乡大猪圈屯子住，瘦李子（赵一曼）正好在侯林乡做区委书记。她每天疼得都抬不起头，组织上让她来我家养病，一曼姐来我家住了小两个来月，春脖子的节骨眼儿青黄不接，家里就咸菜疙瘩。秋半季儿我妈带俺们去地里捡的小萝卜、小胡萝卜、小土豆腌了一大缸，抗联哥回来都吃这个。”
李大钊烈士之孙李建生：“革命英雄赵一曼烈士永垂不朽！”
赵一曼刚到铁北区时，给吕妈妈的印象是：像个小姐，半截发，穿的衣服也很整齐，提个小皮包包，身体很瘦弱。因为赵一曼身体不好，刚刚出院，对环境不熟悉，又有浓重的外乡口音，县委领导特意请吕妈妈多照顾她。但赵一曼从未因自己有病而影响工作。在那艰苦的年月里，她走东村串西村地组织抗日斗争。有一次，吕妈妈到侯林乡去看赵一曼，见她正自己给自己打药针。当时吕妈妈惊奇地问：“你这是干什么呀？”赵一曼轻描淡写道：“我最近发烧，打一针退热针就好了，没啥大事。”
吕妈妈摸摸她的手和头，滚烫。她想给赵一曼做点好吃的，可环顾屋内，一点东西都没有。她出去走了几个地方，想弄两个鸡蛋给她补身体，却只找来几个土豆。吕妈妈风趣地说：“就拿土豆当山参给一曼补身子充饥吧。”
抗联吕妈妈与宋庆龄先生合影
一天，赵一曼和吕妈妈到一个村子去开会，会没开完就听到敌人进村的报警声——木梆子响了起来，她们立即散会，吕妈妈和赵一曼急忙往村外走。吕妈妈挎着一筐鸡蛋(原是准备去慰问伤员的)，赵一曼提个小包，装扮成走亲戚的样子。她们刚走出村口，就看见伪军朝村子走来。赵一曼机警地把兜里的小本子和笔用手帕包住扔到树丛里，并顺手抓一把土抹在脸上。
“干什么的？举起手来，解开衣囊检查！”伪军粗野地喊叫着。吕妈妈装作害怕的样子说：“我们可是好老百姓，我二姑娘坐月子，我和大姑娘去下奶。”伪军们向赵一曼围过来，有过一次教训，赵一曼怕暴露南方口音，就装作哑巴。她把大眼睛瞪得直直的，装傻充愣。吕妈妈把赵一曼拉到身边说：“她是哑巴，又有病又呆傻，快别吓着我这哑闺女，我还指望着她养老呢！”伪军见她身上也没有可疑的东西，就把吕妈妈手里的鸡蛋抢走了。吕妈妈对着伪军背影跌脚骂道：“吃了我的鸡蛋也得噎死你！”见伪军走远了，赵一曼才把笔和小本子从树丛中找出来，然后俩人奔向了另一个村子。
吕妈妈，婆家姓吕，娘家姓梁(后来李兆麟为她起了个名字叫梁树林)，早期接受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思想，1928年加入中共，先后担任党的地下联络站站长、哈东游击区区长、救国会会长，积极支持赵尚志、李兆麟、冯仲云和赵一曼等领导的抗日斗争。她动员自己的两个儿子、儿媳妇和两个女儿分别参加游击队、救国会和儿童团。吕妈妈的两个儿子和儿媳妇相继牺牲。她在为伤病员购买药品时被敌人逮捕，狱中受尽酷刑。在抗日战争中被誉为“抗联老妈妈”。1951年她受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的邀请，参加北京怀仁堂招待会，与宋庆龄、康克清、邓颖超、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等被誉为“中国革命妈妈”。
伍修权副总长之女伍一曼：“巾帼英雄赵一曼革命精神永流传”
在铁北地区，赵一曼先把妇女工作抓起来，这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她们在生产劳动、操持家务中时刻不忘防奸防特，抗日队伍来时便为战士们烧水煮饭、缝缝洗洗。她们如同亲人一样，给战士们以极大的鼓舞和温暖。她们也护理伤病员，给战士们唱歌，组织慰问。为了传递信息，她们翻山越岭，为了给部队购买物资，她们不怕任何风险。在“红地盘”的抗日斗争中，妇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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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敌人为了摸清游击区和游击队的情况，经常派特务到“红地盘”来搜集情报。有一天，赵一曼和妇女会会员小杨穿着洋袜子，准备到城里去。在周家店的村口，他们碰见一个城里打扮的青年。赵一曼问他到什么地方去，他说到沟里去。赵一曼又进一步说，沟里有胡子，有抗日军、游击队，去不得。他说他有事，必须去。赵一曼又问他，从哪里来的。他说是从珠河来的，有通行证。这时，赵一曼和小杨约他到前面的屯子里吃点饭，歇歇脚，然后一起回县里去。于是，赵一曼让小杨去通知农民委员会，让农民自卫队把他抓起来。经审问，他果然是敌人派来搜集情报的特务。
妇女会也向广大妇女进行抗日救国教育，鼓励妇女参加生产劳动，调解家庭纠纷，教育妇女孝敬老人。妇女会在赵一曼的领导下，有很高的威信，老人们常对自己的姑娘、媳妇们说：“你还是到妇女会去受教育吧！”
“将来打鬼子，建设祖国，全靠他们呀！”
赵一曼很关心游击区少年儿童的成长，她借鉴在铁道南的工作经验，在铁北地区组织起了儿童团，参加者都是7到15岁的孩子，多数是男孩，也有女孩。他们在“红地盘”成为一支生龙活虎的少年军。
吕凤莲回忆，“一曼姐在我家，让我二姐吕凤英召集像她那么大的男生女生，来我家给他们讲打鬼子的事，我当时九岁也能听懂不少。我们都让赵一曼给组织起来成立了儿童团，我二姐吕凤英是团长。我们屯叫大猪圈，下屯叫小猪圈，加一起也就百十户人家。我们在一曼姐的带领下，发动了两个小屯的孩子，九到十六岁的都可以来参加抗日儿童团，支持抗联三军和农民自卫队打日本鬼子。一共6天就有15人参加了儿童团，在我家一曼姐给我们讲一些道理、讲古书、教我们唱歌。一曼姐是南方人，讲话有时候听不懂啊，可她唱歌能听懂，还特别的好听，她教我们唱歌，让我们站岗、放哨、盘查过路人，还为抗联的部队去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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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年的儿童团员梁铭岫回忆：“开始，我们这些孩子见到赵一曼还有些胆怯，可她总是主动接近我们。不管我们脏不脏，她不是用嘴来亲，就是用手摸摸脸蛋。”赵一曼常常这样对孩子们说，“为挽救中华民族，打日本鬼子，大家要团结起来，有人出人，有力出力……”’
在她的宣传下，村里不少青壮年都参加了抗日军，像梁铭岫这样的孩子年纪小，不能拿枪打鬼子，就经常玩打鬼子的游戏。一天，赵一曼路过村边，见一群孩子在玩打鬼子的游戏，梁铭岫脸上涂着黑锅底灰，装作鬼子在抛石子。看见他们冲啊、杀啊地玩得起劲儿，她高兴地对身边的同志说：“孩子们也知道抗日打鬼子！”突然一块尖石子打破了梁铭岫的头，一见出血，他害怕地哭起来，同伴们也都害怕了。赵一曼忙跑过来，掏出手绢给他包好伤口，并吩咐大家说：“以后可别玩这种危险的游戏了！”
“那玩什么游戏呢？”大家都用期待的目光望着赵一曼。她找来一块黑炭，在村前一棵大树上画了一个日本鬼子军官，并规定出距离来，手把手地教大家往“鬼子”身上投石子，投十次计算一回，谁中得多就是英雄。赵一曼把这个游戏叫作“打鬼子竞赛”。她说：“孩子们，瞅准目标，用力投吧，长大好当抗日军，保卫祖国，狠狠打击侵略者！”
赵一曼还让少年队(16-20岁)的同志教儿童团唱歌。梁铭岫记得《四季歌》的开头这样唱：“春季里来的百花新，我们抗日军，救国打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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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铭岫最后一次见到赵一曼是在一个春节的群众大会上。晚饭后，乡亲们陆续来到刘家粉坊大院，大会就要开始，看门的却不让小孩儿进，大家急得团团转。赵一曼走过来问：“为啥不让他们进去？”“怕进去吵闹，影响会场秩序。”看门同志解道，“再说小孩子进去能顶什么用？”
“不对呀，同志。”赵一曼深情望着孩子们说，“将来打鬼子，建设祖国，全靠他们呀！”她又问孩子们：“你们进去能不能不闹啊？”“不闹，谁闹就把谁赶出去！”梁铭岫抢着回答。赵一曼冲着他笑笑，抚摸着他的脑袋，让他打头，排成队，跟着她走进了会场。一群孩子坐在第一排，有的仰着小脸，有的用手托着下巴，静静地听着赵一曼同志的报告。
赵一曼激昂地说：“乡亲们，我们要有信心，要团结起来，狠狠地打击日本鬼子，祖国的领土不受侵略者蹂躏……”
儿童团员们虽然年纪小，但在赵一曼的教育下，他们幼小的心灵里充满着对敌人的强烈仇恨和对祖国的无比热爱，而在参加各种活动时，则表现出了勇敢和机智。他们在“红地盘”内是警觉的哨兵，到“白地盘”又是最机智的侦察员，往往凭借自己幼小而不被敌人注意的有利条件，到“白地盘”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侦察敌情、传送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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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凤兰老人回忆，当年，她就和赵一曼姐姐一起到“白地盘”去送过信，大人把信编成马兰垛绑在她的小辫儿底下。干姐姐赵一曼还让她们在家门前的树上挂一个木梆子，一有情况，她就爬到树上去敲梆子，使集中活动的人马上分散开。
赵一曼和珠河中心县委的同志改编了很多抗日歌曲，《九·一八纪念歌》《亲爱兄弟》《农民四季歌》《革命十二月》《妇女歌》《送郎参军歌》《青年歌》《放猪歌》《并屯歌》《回头是岸》《咬牙恨》《抗联骑兵飞天下》《三八大枪》《红旗歌》《儿童团歌》等。
“一曼姐还教我们唱团歌：同志我问你，你到哪里去，通行的证儿你可带着的，拿过来看看，拿过来看看，你才能过去……”吕凤莲说，“我们天天唱啊，现在八十多岁了，一曼姐教的歌，我还在唱呀，她那挺俊的模样，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
赵镇藩将军之女赵玉君：“嘉陵江畔水浩瀚，巾帼英雄赵一曼。为国捐躯数十载，吾辈泪洒永怀念。”
吕风兰还记得当年赵一曼教唱的歌曲《牙根咬恨》：“牙根咬恨，拿起枪、来瞄准开射，是我们，一定要把，敌人消灭！千万民众遭蹂躏，都要我们来解决。莫粗心，放过敌人去，空悲切。战士们，莫胆怯，冲锋呀，要坚决！是我们大战永不退却！饿了要吃敌人肉，渴了要喝敌人血，待革命成功日。愁苦绝。”
神出鬼没 打击敌人
日伪军在1934年冬季“讨伐”失败后，经过短暂休整，又纠集大批兵力向哈东游击根据地开展春季“讨伐”。敌人1935年1月11日在哈尔滨召开“滨江地区治安维持会”。参加者有日军横山大佐、细木中佐、伪军第18旅参谋长，伪滨江省总务厅厅长金井、警务厅厅长前田及滨江地区各县参事官等30余人。会上联合签署协议，要在“最近期内将境内‘匪贼’搜剿净绝。日满共同开展肃清‘匪贼’工作，期于本年夏季，滨江地区境内即不容有一个‘匪贼’之存在”。
1935年2月，日伪当局派出伪军王旅、孙团(一面坡驻军)褚营、李营(呼兰驻军)1000 余人向宾县、延寿、珠河一带，马团、延寿警察大队、独立营等1000余人向方正、延寿一带，对刚刚建立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及游击根据地进行大举进攻。
为粉碎敌人春季“大讨伐”对根据地的破坏，党团县委在冯仲云主持下召开会议，张兰生、朱新阳、赵一曼、周伯学、周一夫等县委干部参加。会议决定分两路组织地方武装反击敌人的春季“讨伐”。第一路在铁道南，由冯仲云和张兰生带领；第二路在铁道北，由赵一曼、于保合等人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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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北抗日根据地反“讨伐”斗争中，赵一曼组织培训的地方武装农民自卫队和模范队发挥了重要战斗威力。
为阻止敌人的进攻，赵一曼多次组织农民自卫队扒铁道、炸桥梁、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只要得到通知，各村自卫队便在夜间到达指定的地点集合听从命令一起行动。有一次，赵一曼和周伯学通知小猪圈一带的各村农民自卫队带上铁镐，游击连还带上钢枪和洋炮，到小九站附近的富贵甲。一时间四面八方来了许多人，大家都聚集在铁路沿线附近。赵一曼一吹哨子，大家一起动手，不一会儿就把铁道扒了三里多长。当敌人的铁甲车开过来时，又一声哨子响，自卫队在游击连的掩护下迅速撤退。敌人摸不清情况，不敢恋战，只好把车退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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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曼还组织自卫队、游击连打过敌人的军车，阻击敌人的增援部队，夺取敌人的武器弹药，同时也破坏敌人的给养供应。这些军事行动给敌人造成了很大的阻力和打击。
关门嘴子伏击战
一天，赵一曼得到准确的情报，有一队日军由珠河县城出发，到铁北关门嘴子一带去“讨伐”。赵一曼和大家商量后，决定打一次伏击战，一方面锻炼队伍的战斗力，一方面夺取敌人的武器弹药来装备自己，更主要的是粉碎敌人到“红地盘”大肆烧杀和掠夺，保卫根据地的安全。
赵一曼带着这支手持原始武器的农民自卫武装，到关门嘴子附近敌人必经的山路旁埋伏。为战胜拥有绝对优势的敌人，她把拿快枪和土炮的队员集中到一起，埋伏在最前边，专门攻击敌首；把拿大刀和长矛的队员组成一个队，埋伏在后边，截断敌人的后路，夺取敌人的武器，枪响为号一齐冲杀。
袁国平烈士之子袁振威将军：“巾帼英雄，光照千秋。”
上午11点左右，敌人大摇大摆、耀武扬威地过来了，后面还跟着四五辆拉子弹和给养的大车，他们知道这一带没有第三军主力部队。走在前边的是个骑着战马、挎着战刀的日本指挥官。赵一曼告诉快枪队集中火力打敌人的指挥官，把他打死了敌人就会乱。
当敌人走近伏击圈时，赵一曼大喊一声：“打!”自卫队的钢枪、土炮一齐开火，日军指挥官应声摔下马去，敌人队伍一片混乱，赵一曼高喊：“冲啊!”手持大刀、长矛的自卫队队员们猛扑上去。经过短兵相接，自卫队队员使用的各种原始武器都发挥了作用，杀得敌人晕头转向，丢下十几具尸体和许多枪支弹药从原路逃回。赵一曼指挥游击队员们收拾起敌人丢下的枪支弹药，迅速转移。这一仗消灭了十多个日军，缴获了20多支枪和数百发子弹，是典型的以弱胜强的战例。这支农民自卫队改编成游击连，经常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配合第三军主力部队作战。
“别看我们人少，正义在我们一边”
还有一次，游击连张连长带队袭击敌人“讨伐”队。他们事先埋伏在有利地势，把土炮和枪都架好，当敌人第一次进攻时，遭到游击连猛烈还击，敌人被打了。张连长没有作战经验，总想着多消灭敌人，没有及时撤走。当敌人重整旗鼓，以绝对的优势发动第二次进攻时，游击连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激战半个多小时，幸好赵一曼前来接应才使游击连安全撤离。
张连长腿部负伤，用担架抬到一位老乡家。赵一曼一边为张连长包扎伤口，一边心疼地批评他说：“当一个指挥员不能光凭只身骁勇，应布置各排各班配合作战。还要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及时撤出战斗，恋战不但不能取胜，还会给全军造成毁灭性打击。”张连长被赵一曼军事指挥才能深深折服。
叶挺将军孙女叶莲：“巾帼热血沃中华！”
赵一曼率领的农民自卫武装队伍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壮大，成为一支勇敢善战的生力军。据董长义回忆：“那时，我们三天两头打仗，不打仗就训练、学歌。赵一曼经常给我们做报告，报告的内容主要是抗日问题。她说，我们目前最主要的是要打日本鬼子，推翻满洲国。别看我们人少，正义在我们一边，机会到了就能干大事，苏联红军也是经过艰苦奋斗才取得胜利。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推翻日本统治的‘满洲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在1935年春季的敌人“大讨伐”中，妄图消灭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的日伪军终因疲于奔命，将长驱直入的普遍进攻改为步步为营的重点进攻。但为时不久，敌人的重点进攻又在赵尚志指挥的第三军和赵一曼等领导的珠河人民自卫武装的配合下遭到失败。最后敌人不得不宣布1935年春季“大讨伐”破产，承认：“溯自事变以来，盗匪峰起，五常、珠河、苇河、延寿、舒兰、额穆等县仍有流匪患扰、屡次‘讨伐’终难收效。”(《滨江时报》1935年2月16日)
战友韩光回忆
1935年5月，中共满洲省委派韩光以党团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珠河帮助赵尚志开展统一战线工作。9月中旬，因支队政委李兆麟在验看一支刚刚缴获来的匣枪时不慎走火，致其臀部受伤，一直在流动医院住院。韩光回忆：
“我受伤后，县委把我安排在乌吉密南山四方顶子两侧山沟一个废弃的炭窑洞里(这里是我们一处秘密医疗点)养伤。这个地方，敌人进山‘围剿’时很难找得到。就在这年的11月间，赵一曼同志因为脖子上生了个疮，总不见好，故也来到我住的这个炭窑洞里就医。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和一曼同志经常摆‘龙门阵’，谈古论今。”
韩光（1912-2008），黑龙江齐齐尔市人，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员，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政治部代主任，珠河反日游击队东支队第三总队政委
“一曼同志和大家在一起，从不谈论儿女情长的生活琐事。关于她的儿子宁儿，我还是从她牺牲时留下的遗书中才知道的。一曼同志最喜欢谈的是历史上的女中豪杰、巾帼英雄。她曾多次带着钦慕的感情对我谈起王昭君为民族团结出塞和亲，女历史学家班昭继承父业编纂《汉书》的佳话，并自豪地说：‘可见男人能做到的事，女人也能做得到！’”
“赵一曼同志最为称道和尊敬的是我们党早期妇女运动的领导人向警予同志。从她的言谈中，我感到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女性。她意志坚强胸怀壮志，是一个忠于共产主义事业、满怀革命豪情的‘奇女子’。”
负伤被俘 英勇就义
1935年10月，赵尚志满怀冲破敌人“大讨伐”的坚定信心，率领第三军司令部直属部队政治保安营、少年连，以及四团和五团的精锐部队，由珠河向方正、延寿挺进，开辟新游击区。
留在珠河坚持斗争的第三军二团在赵一曼和王惠同的带领下，于铁道北一带，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人兵力，有力地策应第三军主力部队开辟新区的斗争。
第三军主力部队远征后，敌人进攻更加疯狂。日伪军除大批兵力进行军事“大讨伐”外，还成立伪滨江省“治安指挥班”，并在珠河、苇河二县成立“治安工作队”。伪滨江警务厅厅长涩谷三郎亲赴珠河、苇河、一面坡视察“治安工作”。敌人在根据地内培植汉奸，作为他们破坏根据地的重要支柱。他们想趁机把新编的二团、三团和地方党组织彻底消灭。
林伯渠外孙齐放：“伟大的母亲，革命先烈，赵一曼精神永续”
赵一曼和王惠同率二团战士与三团互相配合，数次袭击帽儿山、乌吉密守敌，与前来“讨伐”的日伪军多次苦战。但随着敌军“讨伐”日益频繁、投放兵力增加、“三光”政策实施，以及日伪地方统治机构的建立和各处广设警察局所，反动地主和日寇勾结在一起，特务汉奸遍地皆是，在敌人残酷的“讨伐”和白色恐怖威胁下，革命队伍中个别不坚定分子投敌自首，带领日伪军按照名单抓人，使地下党组织和抗日武装蒙受了更大的损失。
天气日渐寒冷，地上积雪深厚，山川大地白茫茫一片，可战士们还没有穿上棉衣。二团和三团的处境一天比一天困难。
1935年11月初，赵一曼和王惠同带队去铁道南柳树河子找到县委，请示冬季活动方针。县委负责人不懂军事，决定二团立即北撤，向延寿一带活动去和第三军主力会合。二团刚刚离开铁道北，来到铁道南，不宜马上再回铁道北，因此在行进中暴露了目标。
11月14日，赵一曼和王惠同率二团50多人，来到铁道北五区春秋岭左撇子沟附近的安山屯。群众见到部队回来，家家户户热烈欢迎。混在群众中的汉奸朱景才连夜去乌吉密向敌人报告。15日清晨，日军横山部队一部、冈田正木部队预备队一部、吉田部队一部以及珠河县伪警察大队的张福兴第三中队、日本指导官平井所带领的伪警察队共300多人，分别从乌吉密、一面坡、梨树镇和珠河县城向春秋岭左撇子沟扑来。
中国第一个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中国红鹰团团长任辅臣烈士之孙任公伟：“党的女儿，民族英烈，白山黑水，浩气长存”
上午10时许，第二团岗哨发现敌情，赵一曼和王惠同立即指挥部队抢占南山有利地势，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战斗持续了一天，二团将士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各个英勇顽强，连续打击敌人多次进攻。因伤亡过大，弹药枯竭，在敌人优势兵力重围下，二团很难坚持久战。紧急关头，为保存实力，赵一曼向团长王惠同提出组织突围。
王惠同面对身边这位瘦弱、刚毅、共同战斗半年多的战友和搭档，坚决地说：“你带战士们转移，我来掩护！再说，怎么能让你一个女人留下来打掩护呢？”赵一曼严厉道：“在这危亡时刻，还分什么男人女人！你是当地人，对地形熟悉，能带战士们突围出去就是胜利。我们不必再争论了！”她挥手命令“快撒”！趁天黑，王惠同组织了十几名战士向西北方向突围。赵一曼集中不到十名战士负责掩护。
刘鼎之子刘文山：“我的姑姑甘棠与赵一曼是同学又是战友。怀念赵一曼姑姑，她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左撇子沟战斗，我军击毙横山部队机关炮队队长古谷清一大尉、小队长芹泽、特务曹长、户琢一等兵等日伪军30多人。二团损失惨重，队伍被打散，仅突围出去十多人，后与三团会合。
团长王惠同在突围时负重伤，弹尽被捕。11月18日，伪《大同报》以“一面坡友军大激战，讨伐共匪百五十名”为题刊登重要消息，称“匪首王惠同被捕，匪团悉数歼灭”。各日伪报纸争相报道这次战斗。王惠同被俘后，大义凛然，英勇就义。
赵一曼掩护王惠同突围时，左臂负伤。她隐蔽在很深的雪坑荒草里，敌人搜山时从她身边经过，她握紧手枪，随时准备与敌人战斗。待敌人撤走后，她忍着疼痛从山上下来，遇到跟随她的小战士杨桂兰和铁北区委宣传部部长周伯学、交通员刘福生。这天半夜，他们来到春秋屯孙恩贵家。孙恩贵把他们安置在山沟一个萝卜窖里，并给他们送去吃的。他们担心敌人搜查，天不亮就由刘福生领着转移到侯林乡西北沟老于家的窝棚里养伤，走时还给赵一曼换上蓝布便衣。
抗日名将佟麟阁烈士之孙佟国威：“白山黑水震敌胆，不朽英雄赵一曼”
老于在窝棚里藏了点面粉，给他们煮了点面糊糊吃，没有碗筷，就用秋天的葫芦壳当碗给他们盛上面汤喝。这位山东汉子说：“这里的东西都让鬼子烧大沟给烧了，房子也被烧光了，乡亲们都被赶到大屯子里去了，这间窝棚是我留着回来住的，现在正好派上用场了。”赵一曼说：“有你这间窝棚遮风挡雪，有你这碗热汤充饥御寒，我们只要活着，就能同日本鬼子战斗到底。别看我们眼前失利、困难，我们中国的国土大着呢，我们的人民多着呢，他们是无法烧尽、杀光的。只要我们坚持斗争，一定会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赵一曼的话让大家增加了信心。
小杨把自己的衣服撕成布条，为赵一曼包扎伤口。她疼得直冒汗，却不吭一声。交通员刘福生到附近村子弄了些粮食和盐回来，还探知交通路口都有敌人把守，搜查很严。赵一曼认为只能暂住在这里养伤并准备派刘福生去铁道南与县委联系。
开国上将李天佑之子李亚明：“赵一曼烈士精神永存”
敌人也正加紧进行搜山。11月21日，当地汉奸廉江进山去拉柴，发现西北沟小窝棚里有烟气，便立即报告给特务米振文。米振文跑到沟里侦察，发现雪地上有一串脚印通向小窝棚。他断定有抗日人员隐藏在里面，便赶到珠河县城报告。
11月22日，正在铁道北五区亮珠河驻地指挥“围剿”、焚烧山区居民房屋的珠河日本指挥官远间重太郎、伪警察第三中队长张福兴接到特务米振文的报告后，立即带领30多名警察，由米振文带路，向小西北沟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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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点30分，敌人包围了赵一曼等人居住的窝棚。刘福生正准备出去与县委联系和买药，刚走出门，就遭到射击，当即牺牲。听到枪声，赵一曼叫杨桂兰赶快烧毁文件，她和周伯学一起倚着门框向敌人还击。战斗持续了一段时间后，赵一曼的手枪子弹打光了，老于想冲出去引开敌人，刚跑出去两步便中弹牺牲。赵一曼刚冲出去就被弹打中，左腿重伤，昏倒在地。赵一曼、周伯学、杨桂兰三人被俘。
赵一曼狱中受刑后的照片
张福兴强迫四名老乡用一架破梯子抬着赵一曼，到侯林乡后又换牛车将其押往县城。在珠河县伪警察署，她受到日伪特务的严刑逼供，但一无所获。五天后，赵一曼被押回哈尔滨。1936年8月2日，赵一曼在珠河县小北门外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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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8月2日，在赵一曼牺牲15周年之日，尚志县人民法院召开控诉公审大会，向反革命分子讨还血债。赵一曼的老战友、松江省政府主席冯仲云亲临会场。杨桂兰、吕老妈妈等在大会上控诉了日伪特务的罪行。尚志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罪犯张福兴、米振文死刑，会后立即执行。冯仲云亲笔在判决书上签字，以告慰赵一曼的在天之灵。两个民族败类得到了应有惩处。
众里寻她 千回百转
1950年，电影《赵一曼》在全国上映，轰动大江南北。在四川一家影院里，有位中年女士被电影里的英雄气概感动得泪流不止。在李坤杰眼里，她那失散多年的妹妹李坤泰和片中的女英雄一样勇敢。
在北京一家影院里，陈达邦和儿子陈掖贤，也看得热泪盈眶，荡气回肠。父亲动情地对儿子说：“要是没有这些伟大的英雄，我们要么死光，要么当亡国奴。你的母亲，估计也是这么死的，可惜没有她的音讯。”
这部影片开拍前，曾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注和指导，亲自挑选审定由著名电影演员石联星出任主演，由东北电影制片厂历时九个月拍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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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拍摄此片的建议者是时任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冯仲云。作为东北抗联将领的他，虽对赵一曼知之甚少，仅见过一面，但她慨然赴死、舍生取义的英勇事迹，深深镌刻在他的脑海里。编剧于敏根据当时少有的线索和素材，在艺术创作的基础上，写出了这部电影剧本。
电影公映后，主人公赵一曼顿时全国家喻户晓。人们无不为片中赵一曼的凛然正气和坚贞不屈的崇高精神所感动。大家也迫切地想知道赵一曼的身世、籍贯、真实姓名等，但遗憾的是，这些情况就连《赵一曼》的编剧于敏也都一概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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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省泸州市(原为宜宾行署管辖)工作的李坤杰日夜思念离家外出革命的妹妹李坤泰。妹妹1926年离开宜宾到武汉军事政治学校上学（用名李淑宁），1927年到苏联莫斯科学习，1929年回国后在上海，这期间都有过断断续续的通信往来，但在1930年后就失去了消息。如今革命胜利了，妹妹身在何方？是否还活在人世？
1950年，李坤杰打听到川南行署监察委员会统战部部长陈林同志曾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李坤泰见过面，后来也不知她的下落。李坤杰还托川南日报社社长李力众在《人民日报》上登寻人启事。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组给李坤杰回复：“来信所寻李淑宁同志，现因本报篇幅有限，除军属寻找革命军人启事外，不刊登其他寻人启事，因你寻的人与一般情况不同，故我们已转组织部调查，答复后是何情形再回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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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下半年，川南行署撤销，李坤杰从泸州回到家乡宜宾工作。妹妹李坤泰在宜宾女中的同学、好友郑双壁拿着一张照片找到李坤杰。她说：“姐，这是淑宁在上海时交给妹妹琇石(后改名为郑易)的照片。妹妹让我设法转交给你，这些年由于世道混乱，一直无法与你联系，现在把它交给你。”
照片上那个端庄美丽的少妇，正是自己日夜思念寻找的么妹淑宁。妹妹怀里还抱着一个水灵灵的漂亮孩子。李坤杰热泪横流，抱着郑双璧放声痛哭。分别20多年了，李坤杰第一次见到妹妹的照片，照片里还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
李坤杰迅速与在陕西宝鸡市工作的郑琇石取得联系。郑琇石回信，讲述她在上海与李坤泰相遇的经过。李坤泰从苏联回国到宜昌工作，在那里生的孩子。她见到李坤泰时孩子都半岁了，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时天天见面，李坤泰生病时还帮她带过孩子。后来到江西去工作，因组织遭到破坏逃回上海，把衣服都丢了，交不起船钱，又怕暴露组织，只好去“卖孩子”，受了许多苦，后来把孩子送到丈夫陈达邦在武汉的家里。1931年以后再无消息。
李坤杰得知妹妹的坎坷经历后，感慨万千。她又从信中看到一条重要的消息：郑琇石说，李淑宁当时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那时用名李一超，她当时常和我们提起恩来的名字，看样子很熟。可以通过信函和周恩来总理联系了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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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5月2日，李坤杰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写信：“我胞妹李一超，四川宜宾县人，大革命时期在武汉军政学校毕业后到苏联留学，与湖南人陈达邦结婚，1928年秋间回国，因她有肺病，且身怀有孕，苏联地处极北，空气稀薄，对此种病不适合治疗，回国之后即在宜昌工作，还生了一个男孩子。后来就调到党中央(上海)机关工作，曾调到江西去工作过，一段时间因省委机关发生问题，她只身逃回上海，衣服都弄丢了(做乞丐)，找到了组织。其后在党中央机关工作，她的孩子即送到陈达邦家里(陈本是湖南人，但在武汉也有家)，1931年后即不知道消息(以上一部分消息是同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一位女同志郑琇石写信告诉的)，陈达邦是否回国，以后情形一点也不知道。听说当时你在中央做领导机关工作，如果能够知道一些情形，请告诉我！”
同年9月下旬，李坤杰收到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来函。“坤杰同志：你寻找你胞妹下落的信，由政务院总理办公室转交本会蔡主席，周总理不知道此人，本会蔡主席和中央劳动部副部长刘亚雄同志都看过此信，均不知你胞妹的消息，特此函告，请你考虑是否可以登报寻找，或找其他的线索。”
李坤杰十分悲伤。一晃几年飞逝，妹妹仍杳无音信。
1954年元月，李坤杰听说家住宜宾的四川省监察委员江子能要到北京去开会。她立即前往，向他说明具体情况，恳请江子能在北京开会时向来自全国的同志打听李坤泰的下落。
江子能在京开会期间，遇到20多年未见、原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过的时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何成湘(宜宾珙县人)。江子能向何成湘提起宜宾的李坤杰寻找胞妹李坤泰的事。何成湘说：“电影《赵一曼》的女主人公就是姓李，她是四川人。她和老曹在哈尔滨领导电车工人罢工后，身份暴露了。老曹被捕牺牲，组织决定让她转移到珠河游击区去工作。我当时担任满洲省委组织部部长，亲自找她谈过话，我建议她改姓李，她说我本来就姓李。她到了游击区和群众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领导人民有力地打击了敌人，老百姓都管赵一曼叫‘瘦李’。如果有照片的话，我可以帮她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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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子能回到宜宾后，立即把自己从何成湘那里得到的情况告诉了李坤杰。李坤杰迫不及待地把郑双璧送来的妹妹照片寄给在北京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工作的何成湘。
1954年8月末，李坤杰收到何成湘于8月23日从北京发出的信。信中确认赵一曼就是李一超、李坤泰——
“坤杰同志：八月四日来函所附一超同志照片均收到，照片已放大，印了两三张，准备先送一张到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陈列，已将你的原函附去，并陈列。一超同志在哈尔滨工作时，我同她见面较多(我当时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派她到游击区工作时，还是我和她谈话后派去的。以后她在游击区的英勇斗争，引起了日寇的严重注意，她的活动曾轰动一时，赵一曼声名大振，一九四八年我去哈尔滨时，曾与当地老同志谈到一曼在哈尔滨医院的情况，及被敌人逮捕后牺牲的情况。现在哈尔滨烈士馆前面有一条一曼街就是纪念赵一曼同志的，赵一曼影片想你已经看见了。你寄来的照片很好，来信也好！但我希望你将一曼的情形再详细告我，以便介绍和宣传。我工作很忙，余答续谈。此致 敬礼 何成湘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赵一曼烈士的二姐李坤杰
李坤杰悲喜交加，原来自己的妹妹就是抗日英雄赵一曼。由此，人们才把在东北牺牲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和四川宜宾的李坤泰联系起来。李坤杰遵照何成湘的指示，开始寻访整理么妹赵一曼在家乡的事迹，不断为东北烈士纪念馆提供史料、遗物，并寻访线索。如今，这些信件都在纪念馆保存着，为我们认识、宣传和全面了解赵一曼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同时，她也在寻找幺妹之子和妹夫陈达邦的下落。
任弼时与陈琮英
经过多方打听，李坤杰找到了赵一曼的小姑子——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陈琮英(任弼时同志的夫人)。1955年元月2日，她写信给陈琮英，寻问妹夫陈达邦和孩子的下落。
“琮英同志：我们是未见面也未写过信，今天要给你写信，原因是此间市委会第二副书记张西挺同志才由重庆开会回来告诉我，李淑宁是我的么妹，她同陈达邦结婚，你又是他的妹子，听了这话心里起了无限欣慰和悲痛，解放后随时都在寻访妹妹的消息，曾写信问过周总理……何成湘同志和东北烈士纪念馆回信，赵一曼即是李淑宁，又名一超……达邦同志及小孩等一切情形，望你详细告诉我，为盼！”
陈琮英接信后立即回信——“坤杰同志：来信敬悉，你的妹妹后因牺牲，这是很大的损失。她的儿子陈掖贤是一超同志当时无力抚养，由我接受后交给我堂兄陈岳云教养的。陈掖贤现在二十四岁，去年在人民大学外交系毕业。现在北京工学院工作。陈达邦五十四岁，现在北京人民银行总行(北京东交民巷)国外局工作。详细情况我已请达邦同志写信给你，特复。并致 敬礼 陈琮英上 一九五五年元月二十日”
赵一曼烈士的独子宁儿（陈掖贤）
同年5月初，李坤杰收到日夜思念的外甥陈掖贤的来信——
“姨妈：我离开人民大学以后就没有跟在北京的关系人联系，您跟慈姑的信我还不知道，最近我的生父找到了我，把您托张静如同志第(递)给我的信转给我，所以我的信回得这末(么)迟。我生父和妈妈相处的日子并不长，只是在莫斯科同居几个月，后来妈妈回国，我生父就给调到法国去了。以后两个人就没有什么联系。妈妈回国遇到慈姑，二人一商量就把我寄养到我养父家里(资本家)，一直到二十岁我才离开养父的家。我生父在抗日战争开头的时候回国，不久丢了关系,自己又不主动接上，一拖就是十年。我到十二岁才晓得我是李一超同志的儿子，当时我比较调皮，常常碰钉子，精神上比较苦闷。就是这点苦闷，才使我没有割断与妈妈在思想上的联系，才使我想到我还有一个妈妈。四九年以前，我在政治上没有任何认识，虽然有时也能说两句进步话，有时也对旧社会不满，但这些言论和思想全都是虚荣心和小资产阶级的正义感的混合物。我的性格似乎有点特殊，勇敢与软弱、放纵与拘谨，这些不同的品质一直在我的思想里斗争了二十多年。人家对我的鉴定是骄傲、孤僻。”
陈掖贤与妻子张友莲和女儿陈红、陈明全家福
“四九年组织部介绍我到人民大学学习，同学们都是老革命同志(外交系)，在他们面前，我怀着一种个人政治自卑感，可是我并没有积极要求进步，一九五三年我才参加青年团。五四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组织上认为我不能做外交工作，让我到北京市工业学校做政治教员。工作一年了没有什么成绩，但专业思想还一直是巩固的。”
“一九五五年春申请退团并申请入党，现在已经退团，党组织还没考虑我的问题。我愿进一步改造自己，使自己能提高到一个党员的水平。我极愿与我妈妈的关系人联系，可以把我自己向您做一个简略的介绍。我也愿意知道我妈妈家庭情况到底怎样，是否有外公、外婆、舅舅，我姨妈是什么时候跟我妈妈分别的，她以前在哪里，现在又在哪里，做什么工作，她是否愿意跟她的外甥联系，并不断予以指导和帮助。”
“我们每月廿八发薪，发薪后就去照相，大概在下月初旬您就可以收到我的照片了。我不知道您是否能把您的照片寄一张给我，另外您那里如果还有妈妈的单相(小时候的也行)，是否可以翻洗一张寄给我。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重庆住了七八年，现在还能说一口纯粹的四川话，以后如果能见到您，言语上是没有什么隔膜的。谨致 敬礼 掖贤 四月廿七”
苍天不负有心人，多年锲而不舍，李坤杰找到了么妹的下落，又联络上了幺妹的儿子陈掖贤！伟大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的身世水落石出，李坤杰立下奇功。之后她又承担起为赵一曼抚养第三代的任务。
陈掖贤抄录母亲留给他的遗言
陈掖贤不止一次看过电影《赵一曼》，深为主人公为国捐躯的英雄事迹所感动。现在知道赵一曼就是自己的妈妈，他百感交集，用钢针在自己的左臂上刺下“赵一曼”三个字，以表示对母亲刻骨铭心的思念和崇敬。
赵一曼的身世被确认后，民政部门根据规定要发给家属抚恤金，并通知陈掖贤去领，可他不肯去。他说：“我怎么能领那钱，赵一曼为国捐躯，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作为她的子女，继承的只能是她的精神和遗志。”
一曼战旗 迎风飘扬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为国而牺牲”，这既是抗战先烈的崇高信念，也是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四川人民的好女儿、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不屈不挠的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对党的事业忠贞不渝的革命品格，将永远是中国人民前进道路上的一面鲜红的旗帜。
老兵方阵邮简发布平台负责人余滨表示，在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诞辰 120 周年之际，老兵方阵邮简发布平台策划推出《英雄赵一曼》纪念邮简，以此缅怀她的英勇无畏、视死如归的革命人生和精神。千秋英雄气，天地尚凛然。永远记住她，英雄赵一曼！
赵一曼烈士就义前写给儿子的信中道：“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这朴实的话语道出了精神传承的真谛。
当代青年站在历史的新坐标上，或许难以完全体会那个血与火的年代。但赵一曼烈士留下的精神遗产——对信仰的坚守，对责任的担当，恰是这个物质丰裕时代最珍贵的精神资源。
陈红表示，“8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在付出难以想象的巨大牺牲之后，终于打败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如今的强起来，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正昂首阔步走进全新发展时代，正在团结世界上一起可以团结的力量，全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当今的世界并不太平，一些国家右翼极端势力指鹿为马，混淆视听，肆意歪曲、篡改、否认侵略历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二战的教训需要认真深度汲取，世界各国人民需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英雄先辈们一样，拿出智慧和勇气，压制震慑邪恶，捍卫和平正义，造福人类文明。”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我们不仅是在回望历史，更是在寻找面向未来的精神力量。赵一曼等英雄先烈们用生命铸就的精神丰碑，高山仰止，光芒万丈，永远矗立在民族记忆的高处，指引着我们前行的方向。
二战的硝烟散去了，但战争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依然高悬。人类文明可能永远无法彻底根除邪恶，但世界人民和平正义的力量，终将会以排山倒海的势头汇聚在一起，在一面又一面像赵一曼那样的世界反法西斯英烈的光辉战旗的鼓舞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震慑邪恶，保卫和平，匡扶正义。
永远缅怀为人类和平正义事业浴血奋战、英勇献身的伟大英烈们！
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伟大和平正义事业万岁！
作者简介
胡山，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会员，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首任青年部部长。原国家外经贸部干部、外交官，世界反法西斯和平文化中心倡建发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