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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涤非（1921-2000）
1、世界上割舍不去的唯有情缘
父亲李涤非，是我人生大厦的设计师、缔造者。我，感谢他！
一个朋友曾经问过我：“你有那么多兴趣和爱好——搜集名表、红酒，懂得瓷器、书画，爱靓车、名犬、古典音乐。假设只能让你选择一样，那么，到底哪一样是你最割舍不去的呢？”我不假思索地答道：“都可以舍去！”
此语一出，举座皆惊。大家似乎都不曾料想到我会有这样的答案。我看着大家那困惑迷茫的神态，解释道：“作为一个人，在他的生活环境中，如果有条件去接受生活的快乐，尝试生活内容的品质，我认为，就不应该错过任何机会。至于割舍，世界上割舍不去的唯有情缘，而这个情缘必须是建立在诸多品格和修养之上的。财富和奢侈只是人生历程中的偶然碰撞，对于有作为的人来说，要想达到建立在品行之间的相识与相知已是难得，更何况是兴趣和爱好？”这是我经历了太多的人生故事以后，形成的思想中的一个最为肯定的答案。
的确，在人生旅途中，愉快的回忆委实不少，但是所有物质的东西都是过眼云烟的，唯有父亲李涤非对我的言传身教最为珍贵，最值得我珍惜。可以说，无论是政治素养、民族气节，还是生活态度，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我，都是靠父亲这个“老共产党员”所赋予我的。在所有以往人生的回忆中，最让我念念不忘的，就是我和他共同生活过的近30年中的点点滴滴。
2、一个历经沧桑给人传奇联想的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动荡，给我幼小的心灵烙下了深刻的印迹。当时，我们家这个原本宁静的大家庭被折腾得支离破碎，骨肉相隔。
1973年的初秋——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那个日子——父亲第一次来到我家。那年的9月，虽然还带着令人烦躁的炎热，但到了傍晚时分，已是秋风瑟瑟了。像往常一样，母亲告诉我说，有一位叔叔要来看我，让我烧几个菜准备晚上一起吃饭。大约下午5点钟光景，这位叔叔（以后成为我的继父）来到了我家。我第一次见到他，不禁上下打量，只见他面庞英武有力，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身板硬朗挺直，不算高大魁梧，倒也显得沉稳。一眼看去，就是一位历经沧桑、给人传奇联想的人。他给我带了很多礼物，其中有市面上比较紧俏的罐装大白兔奶糖。吃晚饭的过程中，他总是一直赞许我烧的菜很好吃，让他胃口大开。那一晚，我们在非常愉悦的谈话中度过。
李涤非夫妇同孙子Jack在香港（摄于1996年）
有了这样一位叔叔，自然让我萌生几分好奇，我便向达震阿姨打探其虚实。达震阿姨是对我最好的一位长辈，也是我们家的世交，同时，她还是那位叔叔的好朋友。从达震阿姨那儿，我了解到那位叔叔很多不寻常的过去。原来，他到我们家之前，刚刚“刑满释放”。
这位看上去沉着稳健的男人，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中共上海情报战线的要员李涤非，潘汉年、扬帆则是他的顶头上司。当时那个年代，如果有人谈起“潘扬事件”，不免有神秘和恐怖的感觉。
李涤非，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工商阶层，初步接触革命进步思想是在上大学期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迫辍学。1938年初，他抱着抗日救亡的决心参加了新四军，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教导队学习了一段时间后，他便在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1906-1941）手下担任干事。袁国平对他的一生影响极大。由于他精明能干，文化基础扎实，1939年被调往前方，在新四军二支队三团工作，当年即因工作成绩卓著被提升为敌工股长，成为正营级干部。1940年担任江南第一个“三三制”（抗日根据地政权人员分配形式：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地方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受到周桂生团长、黄火星政委的高度信任。
就是这样一位有着可歌可泣革命历程的了不起的人物，后来成了我至亲至爱的父亲。从那天我们见面起，到2000年他病故，他一直以父亲的姿态，包容着我，教育着我，给予我精神、学识、修养最为丰腴的养料。对我而言，这些为人处世的教养意义是不可估量的，甚至影响了我一生的价值取向。
3、一个书写秦城监狱神话的人
父亲是一位接受过严格传统教育的革命者，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苛刻，因此在少年时代就养成了很好的读书习惯，即便是在革命最为艰难的岁月中，他都从未放弃过读书这一嗜好。
记得“文化大革命”后期，“四人帮”怀着险恶用心，在上海对老干部搞了一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水准测评，父亲所在的机关也“积极”响应并举行了普及考试（开卷考）。无一例外，父亲也必须参加。但认真的他却闭卷完成了整张试卷。考试成绩下来后，他获得了98分的高分。而那被扣掉的2分，还是由于批改卷子的人搞错了，误扣的。即便对于这种应景式的举动，父亲都以他的学识一丝不苟地对待，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了革命者所独具的品质。父亲写得一手好字，不论是用毛笔还是钢笔，字都写得非常工整，尤以楷书擅长。值得一提的是，他离休后，还依然认认真真地学习书画艺术。他生活中最为偏爱的一部分物品，就是很多志趣相投的名人和战友送给他的一些字画。
父亲偶尔也会和我谈起秦城监狱。我本人也结识了一些在秦城监狱囚禁、后释放出来的父亲的老朋友。那些人中的多数，要么是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要么便是连说话都语无伦次了。可以想象，那么长时间的囚禁生活，在偌大的监狱中孤独偷生，不知道外界的任何情况，连鸟的声音都难以听到，反反复复地面对着同一张面孔，除了管理员来送饭，闻不见人的声息。更为可怕的是，出狱的希望几乎为零。众所周知，人如果没有了希望，生存的意义就等同于苟延残喘，这对于每一位正常的人，都是难以忍受的折磨。在那样的环境里，长此以往，就连人的许多基本生理功能都在自然地退化，更不用说精神了。
秦城监狱旧照
奇怪的是，发生在他人身上的诸多精神反应，却没有在父亲身上出现。在被囚禁期间，他自始至终保持着宁静的心境，坚定地笃信着革命的真理，相信“邪不压正”。匪夷所思的是，父亲坐牢还真坐出名堂来了。难道他真是要把这牢底坐穿？10年中，他依旧坚持学习文化知识，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每天，他在牢房中打拳习武，用旧报纸练习书法。没有人可以讲话，他就诵读；没有新闻可以知晓，他就读史。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忍耐到底，持之以恒。
然而，阴湿的牢房、冤屈的“罪名”、压抑的政治氛围、令人窒息的精神桎梏，终究在他的身体上形成了难以治愈的心衰痼疾。
父亲告诉我：“我是共和国一大冤案，是第一批入住秦城监狱被审查的干部。”但是，正是这位坚强的硬汉子，书写了秦城监狱的神话。
4、亦师亦友亦尊亲：两个男人的对话
幼时的我，仗着排行老小，再加上长辈对我宠爱有加，养成了霸道任性的“坏脾气”。“文化大革命”对我们家庭的冲击可谓“灭顶”，所有的美好梦想皆被无情毁灭，一切正义的力量也显得灰暗无助，我的脾气变得越来越糟。
年少的我，张狂、叛逆。一半是由于社会混乱无序，一半是由于我有些失去了人生的坐标。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当时社会状况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倒置的。所以，许多事情我都做得有恃无恐。母亲常为我的不懂事焦虑万分。而我，也很难听得进一些陈词滥调的时代语录说教。
终于有一次，我遭遇了一件对我来说可谓不小的事情。作为父亲，他和我，两个男人，第一次，促膝长谈，语重且心长。
其中有两段话我至今都难以释怀：“枯木总有逢春时，一腔热血杀坟头。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就应该去做对己有利、对人有利的事情。这才是人生存的第一目标。”“你这个孩子啊，委实是一颗炸弹。你不同于别人，别人如一块石头——石头砸人顶多头上是个包，砸到自己也不过是个包。炸弹则不然，炸坏人是一大片，但弄不好炸到自己，也会粉身碎骨。更何况大丈夫处世，怨不可深积，恩亦不可过求。”
这些话现在回想起来，字字珠玑。在那个混沌的时期，种种是是非非已浑然不可辨。父亲没有违心地说一些乏味的大道理，而是非常直率地指出我的缺点，点拨了我的人生。
父亲在一片废墟中，为我和母亲构筑了温暖的港湾，同时也染红了我心灵中光明的晨曦。
5、训导缘自真切的启迪
天性直率的我，确实不太注意自己的某些行为。而且在我看来，那根本算不上什么问题。
少年时，张狂无忌，常常得意于自己的铁齿铜牙。讲起道理，振振有词，颇有“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快感，还时常自己洋洋得意。对于时局，一个热血男儿自然也免不了“大放厥词”，常想跟往来于我们家的伯伯叔叔阿姨一吐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这便引起了父亲的不安，使他对我担忧起来。
那是“文化大革命”末期一个秋天的下午，北京的王林阿姨来我们家做客。父母亲都不在，我独自一人接待她。当我知道她就是北京的王阿姨时，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以前父亲和我一起在看样板戏《沙家浜》时，父亲曾对我说过那个卫生员的原型就是王林阿姨。而“郭建光”的原型就是王林阿姨的丈夫杨浩庐伯伯（抗战结束时，任华中分局联络部秘书长，后任国家外贸部副部长）。王阿姨很健谈，和我也谈得很投机。现在我已经记不清当时的谈话内容了，只是依稀记得按照我当时的个性，一定发表了许多对政治状况不满的看法，当然也少不了有一些道听途说的传闻。等到父母亲回来，他们便和王阿姨一起去其他老朋友家吃饭。晚上父母亲回家后，父亲径直来到我的房间，很严肃地警示我：“王林阿姨虽夸你聪明能干，也很有见解，你的那些话和传闻对王阿姨说，是不会对你构成任何危害的，但是，如果换了其他人呢？我希望你以后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父亲的提示使我好生不满，鼓着一鼓气，和他理论起来：“你不是经常对我说，为人要正直诚实，‘宠辱不惊，去留无意’吗？难道我所说的不对？”父亲听完我说的话，两眼充满难以名状的不安。他深情地望着我，眼神似同情、似担忧。过了许久，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非常婉转地对我说：“历史上清朝灭了明朝，成了汉族的统治者。当时有许许多多的文士豪杰，对外族统治天下极度不满。那些人比起你来，并不是懦夫，却只能以诗词文墨来宣泄他们的思想情感。我非常理解你的想法，有一句诗，读来权当你我共勉。‘明月有情常照我，清风无故乱翻书’。‘明’指的是明朝，‘清’指的是清朝。”他好像怕我不明白，又接着说：“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国家政治清明时，你可以去做正直的事，讲正直的话，时代混乱不堪时，你还是得去做正直的事，但不要去多说什么。”
他这么一说，我顿感触动。
后来回忆起来，父亲当时那番话温暖体贴，沁人肺腑，他以他高度的政治敏感，锻造了我不受无辜伤害的能力。
6、言传身教涤荡心灵
父亲很多潜意识的影响和教诲，像一粒种子深埋在我记忆的土壤中。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刚经历过动乱的年轻一代，身上多少会残留下一些不良习气。父亲总是不厌其烦地言传身教，帮助我修正态度，涤荡污垢，在日常生活细小情节中，潜移默化地影响我。
我们俩坐公交车，若碰上老人和抱小孩的妇女，父亲总会立马让座。他的举手投足间，处处体现出温文儒雅，即便是行走坐立，他都保持着标准化的姿态。
我们家早先的一些老邻居，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见面相聚，大家不时地还会谈起我父亲昔日的往事。父亲和左邻右舍相处甚好，待人总是那么谦逊。在上下楼道里相遇，迎面有人过来，他一定侧身让道；后面有人上来如果是女士，他便会停下来，让女士先行。我少年时期的同学和朋友，都喜欢他，他有着从骨子里透出来的那股善美之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父亲的政治待遇开始得到一些改善。因工作需要，机关给他配备了一辆小汽车。
在当时那个年代，人们没有什么太多的社会文化生活，上剧院看电影就成为我们家经常性的娱乐活动。有一次父亲给我打电话，让我早些回家，他从单位里赶回来和我一起去看电影。我很高兴，满怀期待地想，这次可以搭他的顺风车了。下班后，我兴高采烈地跑回了家，稍后，从窗中看到他的车也到了。等他下了车，上到楼上，我再趴在窗子上找车时，车却无影无踪了。一股无名火油然而生，我很是生气，认为父亲的这种严谨过于苛刻。但是他就是这样一个从不假公济私、从不贪小便宜的人。
还有一次，我和父亲出去，由于呛风，我随口吐了一口痰。他看看我只是笑了一笑，没出声。走到前面，正好看到一位清扫马路的工人也吐了一口痰，我忍俊不禁。此时，父亲用他的手在我的肩上轻轻地拍了一下，很随和地对我说：“劳动者大多数是好的，刚才那个行为不文明，当然也可能是个别现象。资产阶级不受欢迎，但是这种不文明的行为在他们身上是不太会发生的。所以说，凡事都要一分为二，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资产阶级什么都不好。”
以那个年代为历史背景，父亲对我的行为以一种旁敲侧击的很艺术的方法进行正确引导，而且又是那么富有哲理，对我以后辩证地看待事物的两面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7、恕人而人乐为我用
我所成长居住的家庭环境也许算得上是上海最好的住宅区了。我就读的中学在“文化大革命”前也算是一所干部子弟学校。“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招生实行了划地区就读的办法，生源由原来的干部子弟、知识分子子弟、资本家子弟变成了可以容纳其他阶层子弟的混合体。同学们之间除了在气质、衣着装饰上还存在着一点差异外，剩下来也没有什么可以区分的了。在属于我们这类原本是干部子弟的同学中，只有极少数人的父母亲在“文化大革命”中依旧是那么地风光，自然他们的孩子也同样得意。而其他孩子的家庭处境就颇为艰难。
上图为1975年3月作者（右一）中学毕业时与班主任老师以及同窗合影；下图为40年后再次相见合影
那时候，我的家庭已经飘零了。小小年纪的我，从相对优渥的生活，到一落千丈，和许多普通家庭的孩子同处一种状况，甚至更难。这时候，我再去看那些趾高气扬的少数同学，自然有点“不顺眼”，虽谈不上妒忌，但心存极度的反感。相处中，稍有言辞的不悦，我便会一时性起，拳脚相加。
后来我书读多了，举止文明了，却依仗着自己还有几分才气，总是在言辞之中去“恶心”那些我所看不惯的人和事。
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破口大骂其中的一个同学，言辞苛刻刁钻，自然谈不上文明。当我到了家门口时，忽然发现父亲就站在我身后不远，当时却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刚才的所作所为均已被他耳闻目睹了。
父亲和我一起走上了楼梯，他一边抚摸着我的头，一边略带愠色地对我说：“刚才你说自己同学的那些话太过分了。责己而人自不我咎，恕人而人乐为我用。同学之间不应有那么大的仇恨，即便是有摩擦、有矛盾，吵架时也得留些口德。俗话说‘利刃割肤肤易合，恶言伤人恨难消’。你不应该倚仗着体壮嘴刁，欺负别人。你很聪明，学东西也快，但是这种活学活用我认为是极不妥当的。”
一番话，让我低下了头。过去发生在我身上的这类事情，着实不少，但这次我却发自内心地懊悔。即便是现在想来，都不免觉得自己可笑。父亲有句话常挂在嘴上针对我：“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我这张嘴用父母亲的话来说就叫做“口无遮拦，百无禁忌”。生活中也常有不拘小节之处，有时连放屁也不分场合。我的这些毛病常搞得父亲无可奈何，他便训斥我：“‘夹屁成仁’是古训，也是做人的规矩行为。”
作者（右）同发小伍怡中（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伍必熙的儿子）一起合奏（摄于20世纪70年代）
8、功名富贵皆人世浮荣 唯胸襟浩大受用一生
十年浩劫，打乱了很多人的正常生活。在那个性命都如浮萍的时代，太多的年轻人不思进取，狂躁而不安，整日无所事事却满腹牢骚，游手好闲还怨天尤人。大家似乎都那样碌碌无为地过着，而父亲却密切地关注着我的发展“脉象”。
父亲关心我的成长，不忍心看着我随波逐流、苟且度日。
一次，他将我叫到跟前，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和尚去京城办事，在城门外遇见一个书生，那个书生一路上好像寻找什么东西似的径直走来。到了和尚面前，书生非常焦急地问，‘法师，有没有看到一头驴子？’和尚摇了摇头。那书生便抓着头皮，眼睛只管看前面的路，自言自语道，‘马上就要科考了，我的驴子却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和尚听了他的这些话，便知道他是赴京赶考的秀才。他注视着书生，慈眉善目地说，‘你找那驴子花去这么大的力气，然而却不明白，你现在最为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父亲讲完这个故事，继而说道：“你们年轻人现在正处在迷茫的阶段，不应像那书生，为找驴子而迷失了方向，本末倒置，忘记了自己主要应该做什么。‘幼不学，不成器’。学习是立足之本，有了真才实学就不怕没有用武之地。你们现在应该抓紧时间学习。这才能对得起自己的一生，活着才会更有意义。”
在他的循循善诱下，我渐渐地安静了下来，同时也养成了读书学习的好习惯，而且涉猎的领域逐渐扩大。
读马列主义著作在20世纪70年代是件非常“时髦”的事情，而我，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读起《资本论》来。父亲看我对读书兴趣盎然，便知道我明白了他所说的道理，非常欣慰。然而，当他看到我每天都拿着那本《资本论》细细研读时，非常认真地对我说：“学习是件好事，读万卷书多涉猎方方面面的知识不是坏事，但读书也要分个先后主次。首先要学好课堂中老师所教的基础课程，然后再先易后难地去阅读一些经典著作。《资本论》当然是一本好书，但我建议你应该先去读一些十七、十八世纪西方经济学家的读本，比如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的经济学著作。再者，《资本论》这本综合性的理论大著，读它之前要先了解一下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家欧文和傅立叶的观点，那样才可能较好地理解原著。此外，方法论很重要，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思想，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你开启那些理论著作的钥匙。这样的学习方法有助于你养成健康的学习态度。”
此后，在学习的过程中，凡是他知道的内容，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父亲常说：“功名富贵，皆人世浮荣，唯胸襟浩大才真正受用一生。”
父亲在我求知学习的过程中，给予了我很多关于学习态度的训导。直到今天，我仍保留着每天阅读的习惯，这真的要感谢他。
9、寓教于“玩”的父子之乐
少年的我，贪玩、好动。父亲虽然不希望我如此吊儿郎当，却也会和我一起养花种草，饲鱼喂鸟。草本植物，我们一起浇水除草；木本花卉，我们一起动手嫁接施肥。
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件事，是父亲陪我运鱼缸。
有段时间中，我突发奇想，喜好上了饲养金鱼，便打算把单位里一位师傅家中的一个现成的金鱼缸买下来。我跟父亲讲了打算，他欣然答应。然后我就得寸进尺地提出：“这个金鱼缸又大又重，您能不能找部车子，帮我带回来？”没有底气的我，知道父亲会拒绝，但出乎意料的是，他用商量的口吻说道：“咱爷俩一起去把鱼缸搬回家好吗？玩东西，就要直接去体会它的全过程，从头至尾。如果你不去感受其中的辛劳，那你又怎么能体会这‘玩’中的乐趣呢？”他的谦虚与大度，使我汗颜。
就这样，从大连西路，换了两部公交车，历时半天多时间，我们两个人气喘吁吁地抬着巨大的鱼缸，踉踉跄跄地坚持到了家。
现在父亲人已去，但是每每想到那件事，我总会发自内心地愧疚。那一次如此远距离的搬运工作，就连我这样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感到体力不支，苦不堪言，更何况父亲当时已经是54岁的人了，几十年革命的艰苦生涯，南征北战，身上还残留有2颗子弹，而且又吃了那么多年牢狱之苦。
父亲，一个在上海解放初期，负责上海情报工作的要人，一个曾经亲手逮住国民党暗杀陈毅市长的特务的特工专家，却为了我的这点喜好，身体力行地教育我：在玩的过程中，如何做事，如何做人。
就是这看似平淡却实则隽永的父子深情，让人感慨万千。许多的故事已经流淌在我的血液里。
10、永恒的战友之情
李涤非（右）与解放战争时期战友樊作楷（左一）、吴若安（中）合影（摄于20世纪80年代）
父亲好客，尤其对那些曾经与他出生入死、共患难的战友，百倍关切。那些南来北往的叔叔、伯伯、阿姨好比是他的兄弟姐妹，每次与他们见面，他就像是变了一个人，脸上流露出异常灿烂的笑容。按照当时的可能条件，他一定会要求我拿出最好的饭菜招待他们，还常常充当我的下手，里里外外跟着我忙活。有时候的招待在当时的我看来，近乎于奢侈。
父亲的很多战友和朋友和我相交甚好，但也有个别的人，我对他们实在不太有什么好感。当然我也不会去评头论足，只会换一种方式来对待。比方说，我心里不太欢迎的人来我家吃饭，我就会对父亲说：“今天的饭菜就这样吧，节省些。”这时他会一边忙着手里的事，一边回答我：“‘君子以勤俭立德，小人以勤俭图利。’今天省不得！”
父亲很少和我说起他自己的革命经历，而他的那些战友的故事我几乎都了如指掌。皖南时期的邓旭初、干仲儒、丁公量、王聿先、陈文泉、杨立平、陈平、陈子谷、冯雪峰、肖车、陈安羽、赖少其、季英、陈念棣、汪镇华、黄迪菲、李维贤、杨进，“赤石暴动”中的阮世炯、蔡敏、秦峰、赵天野、沈崇文、陈慰慈，南京地下工作时期的厉恩虞、王嘉谟、王嘉猷、徐雨人、李勃雄、方休，解放战争时期的扬帆、陈同生、杨浩庐、杨西光、吴福海、汤镛、钟望阳、徐盼秋、郭曼果、徐今强、何荦、干戈、赵錚，以及上海解放后共同战斗过的田云樵、马乃松、黄景荷、刘人寿、杜宣、钱明、王征明、林道生、石光、马敬铮、常布础、刘大庸、石祝三、王兴等，父亲对待他的这些战友永远是满怀着一腔热血。
皖南事变幸存老兵合影，左起为杨立平、邓旭初、李涤非、丁公量（摄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
有一件事耐人寻味。改革开放初期，我较早就“下海”经商了，替一家香港公司打理业务，经济收入也比较可观。我知道父亲是比较讲究的人，在当时的条件下，虽然生活方面父母亲过得还算不错，但比起有钱人家仍算清贫。我赚钱多了，便想着孝敬他们。于是我买了两块欧米茄手表，一块留给自己，一块赠与父亲。那时我因工作常住在饭店里，几次回家都发现他没戴过我给他的那块表，但又不好意思直接问他，转而向母亲打听。
母亲告诉我，我给父亲的那块表，已被他送给了他在南京做地下工作时的一位战友了。那位战友因为我父亲的政治问题而受牵连，夫人成了精神病患者，本人也备受磨难。母亲又对我说，父亲在空闲时总是会想到那些曾经和他一起战斗过、而又受他问题株连的战友们。只要有机会就会为他们做点什么，哪怕是一点小事，他都会去努力。母亲让我只当不知道这块表的下落，因为父亲怕我知道后心里会不高兴。我听了母亲这些话，百感交集，心里更为难受。我当即就将自己手上戴的另一块欧米茄表摘下来，请母亲把它转交给父亲。
几天后，他打电话给我，让我回家吃饭。一见面他便笑呵呵地对我说：“你又给我那么好的表干嘛？你看我手上戴的电子表走得不是挺准？”
很多年过去了，我才得知，我给他的另一块表，又被他送给了他的另一位也是在南京地下工作时期的战友了。
11、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
父亲重感情，尤其重视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情感。在他与朋友的往来中，我曾经对一件事总是疑惑不解。
那是1973年，他刚刚过上几天太平日子，便老是和我母亲一起去看一些方方面面的朋友。其中有一户金姓人家，只有母女两人，父母亲和她们之间的走动特别勤。后来听母亲说我才知道，原来她们家的男人就是我在书中读到的原“忠义救国军”（隶属国民党军统局）司令金家让。
当时我弄不明白父亲怎么会和“大汉奸”的家属有这样的往来。后来才渐渐地了解到，金家让早就为我党做内线工作了。这条反特的秘密情报通道，是潘汉年副市长、扬帆局长当年在上海解放后亲手交给父亲的。金家让在我父亲的领导下，为上海的反特防特工作付出了极大的辛劳。1954年，“潘扬反革命案件”案发，金家让也不免于难，病逝于牢狱中。金家母女在生活和精神上均受到极大打击，生活非常凄凉、惨淡。
我曾经问过父亲一个在当时来讲很难以回答的问题，我说：“爸爸，你跟这些人这么亲近，就不怕再受到牵连吗?”他沉思良久，对我说：“黄克诚将军曾经有这样一句话我很认同，‘看望朋友，一是在他病中，一是在他处于逆境之中’。更何况金家让为我们共产党的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我曾经是代表党的组织取信于他，现在我虽然什么也不是了，但作为朋友，难道我还不能去关心一下朋友的孤儿寡母吗？”
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我对父亲的所为钦佩之至。值得庆幸的是，金家让的问题在“潘案”后期也得到了公正的结论。那天，父亲和我谈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我深深感到父亲心里的苦涩。
对自己的同志，父亲满怀着革命深情。渡江战役后，父亲随大部队在丹阳稍作休整后，便和扬帆等一行进驻上海，同上海地下党田云樵等汇合，开始了新一轮稳固无产阶级政权的保卫工作。当时上海市委负责保卫工作的是曾山、潘汉年两位领导。父亲担任上海市公安局扬帆副局长的办公室主任，统管着上海情报工作，同时兼任“情委会”主任，这个部门是根据毛泽东主席制定的方针所设立的机构，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意在团结更多的人，有利于更好地保卫新生的政权，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果。
“情委会”副主任胡钧鹤原系“汪伪”汉奸政府李士群的副手。此人在20世纪20年代曾担任过“少共”中央书记，后变节投敌，解放前夕又向我军投诚。他早年和时任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共过事，经饶漱石的安排，扬帆局长将胡交于我父亲使用。
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摄于20世纪60年代）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所主持和分管的工作在当时形势下，是各项工作中重中之重的任务，因此人员的素质和物资的配备要求都非常高。所有到他这里来工作的人员都必须是中共党员，不论是文化程度还是原有职务的高低，都要经过特别的甄选。有些军队过来的营、团级干部到这里也只能是一个行动队长。
父亲那时的同事我也熟悉不少，其中一位是原蒋经国青年军干部团团长贾亦斌（解放战争时期，贾亦斌率部起义），另一位名叫孙洵，他是蒋介石政权中“国大”代表孙九碌的儿子。
孙洵先生在父亲这里主要负责外线“特勤”工作。1954年潘、扬和我父亲被逮捕，他也锒铛入狱成为重要的“人犯”，一关就是28年之久。后经胡耀邦和陈云的关心才得以释放。孙洵回到上海，有人告诉我关于他和我父亲分别28年后相见的场景，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当时两个已经步入老年的战友，相见时没有眼泪，没有倾诉，只是彼此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久久不释，相顾无语。
其实孙洵要回沪前，父亲就开始想着如何安排他的生活。他除了老父还健在外，已举目无亲。父亲将自己唯一的、也是最好的一套马裤呢中山装以及一些其他生活用品早就为他准备妥当，又开始烦心他的住所问题。
有一天父亲找到我，用商量的口吻说：“孙洵现在的政治问题已有结论，虽不太理想，好歹先走出牢房再说吧。经济上，他虽说有一份工资，但住房问题却很难得以解决。落实政策没有太多钱补给他，机关的房源也非常紧张，儿子，你能否安排他住上一阵子?”
我当时在淮海路上海新村有一间住房，平时喜欢在那里找些朋友聊天、看书、打牌、玩耍。父亲向我提出这个要求，确实让我有些为难。可我又想，老头子从来也没有向我提出过什么要求，这次可能又是他自己感到愧对别人，出于无奈，才提出的。我这么一想，便答应了他。
当然，孙洵先生是个极有文化修养的学者型人物。他和我在一起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期间父亲隔三岔五经常打电话来询问孙洵的生活情况。
孙洵先生先我父亲而去。在送别这位老人的那一刻，父亲始终站在悼念人群的最前列。
已经过去的历史烟尘折磨着我的父亲。一直到他自己撒手人寰，他的心中还沉积了无尽的苦楚，也许真的是死不瞑目。
12、朴素的乡情
林彪事件以后，父亲得以再度跨出牢房。孑然一身，官最多也只能算个“七品”，还是个空职。这位也算是曾经威震华东情报战线的人物，此时也只能做个“每天三顿饭，日读一本书”的社会闲散人士。然而，一些老家（江苏金坛）的亲友乡邻总以为他还在上海做着大官，对他抱有很高期望。
一次，碰巧老家的一位干部来上海找我父亲办事，父亲不在，他便和我聊了起来。他是来为县里跑紧缺材料的。我记得他当时和我有这样的一段话很是精彩：“你父亲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已经是新四军团级干部了，现在一定能为我们老家做点事吧。”我听后非常惊讶，难道他真不知道，自1954年以来，父亲前后已经坐了17年的牢了？
父亲对那些沾亲带故的乡亲早已不可能提供他们所期盼的帮助了，但父亲每次对来的乡亲们都会热情地招待。老规矩：来回车票他一定要给买；临行前，带上一包上海的食品，再给20元人民币。这几乎是他养成的一种习惯。
父亲从不嫌弃他们，只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尽可能地做他能够做到的事。其实，父亲的战友遍布上海各行各业乃至于全国各地。然而，我和他一起生活那么多年，从来没有听到过、看到过父亲为自己的亲戚去托战友办过任何一件私事。有句老话：“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那时父亲内心深处是不是还有另一种灰暗的感受，我不得而知。然而父亲的这种不徇私、不求人的作风，几乎影响了我的一生。
13、父亲心中的骄傲
改革开放不久，我便在好朋友陆致极、魏晓明夫妇的鼓励下，走上了从商的道路。
父亲对我的选择喜忧参半。喜的是，看到我能够认真地去做事了；忧的是，担心我会不会变成一个唯利是图的人。因此，他时不时地在我耳边提醒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要我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并说：“财富不是坏事，可一炷香也能拜佛。”
1989年，我独立经商以来，运气还算不错，便考虑在上海投资。1992年底，我与上海的几家大中型企业创办了合资公司。开张前夕，父亲遇见我，脸上流露出说不出的欢喜。他提着嗓门，故作姿态，自嘲道：“你可别忘了我们这些老头子啊。”说完便爽快地大笑起来，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20世纪80年代末作者在美国摩托罗拉中国公司任职期间留影
同年的12月27日，我在华亭宾馆的大宴会厅设宴，数百位来自方方面面的人士同来庆贺。赵启正、沙麟两位副市长，钱忠伟局长、薛钟甦局长、华建敏、郁品芳、王祖康主任等老前辈都来道贺了，但大厅中最为显眼的还要数父亲他们那一大桌白发苍苍的老人。
1992年12月27日中外合资上海飞龙国际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开业典礼，左二为执行董事、总裁、股东之——卢津源（本文作者）
扬帆伯伯拄着拐杖在李琼伯母的搀扶下走了进来，邓旭初伯伯、丁公量伯伯、王兴叔叔、石祝三叔叔等都是满面春风。肖车叔叔抓着我的手，一个劲地说：“不错，不错，好孩子。” 常布础伯伯则将我抱在怀中，嘴里不停地念叨：“你是我们革命的后代呀！”那温热的胸膛不禁让我潸然泪下。
我被这一大帮子在“运动”时期，也算得上和我朝夕相处的老人们的情绪所感染，忍不住发自内心地慷慨陈词了一番。现在我已经不记得自己说过的原话了，只记得，我向他们保证我会竭尽我之所能，做老实人，办老实事。谁知，正好赵启正副市长就在我身后，听完我一席话，便让服务生拿来两个酒杯，他一杯酒，我一杯酒，共祝这些为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曾经抛头颅洒热血的老人们身体健康。
晚年李涤非（摄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
最为欣慰的还要算是父亲，因为我是他亲手塑造的一个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新战士。现在我虽然从商了，但他相信我永远不会变成利益小人，我应该是他的骄傲！
14、忍辱负重见品行
厚德载物，雅量容人。这是对父亲品格最为准确的概述。他一生所具有的高风亮节和儒雅的修养，是我终身学习的榜样。
1976年以后，我们家不断有从江西省委、福建省委、江苏省委以及其他地方宣传和党史部门来的官员找我父亲，想了解他当年经历过的一系列轰轰烈烈的战斗故事，可每次，他总是把话题转移到他的战友身上，只字不提昔日的自己。
有一次很巧，福建党史办派了一位女同志上门来采访父亲，她是我们家对门工商联秘书长丁忱叔叔的小姨子，姓唐。那位唐女士在我们家的后楼梯上，非常沮丧地对我说：“在我们福建，你父亲的英勇事迹很多人都知道，福建省委一直想找他把这段历史整理出来，但他只字不谈自己，总是把成绩和功劳归于别人。他太谦虚了，如果他不给我们介绍情况，这段党史就可能会成为一片空白。你帮帮我的忙，做做他工作，让他多谈一些，好吗?”
回想起来，父亲真是这样，他对于他的过去缄口不言。我有时会打开相册，那些具有历史价值的相片中，他总是保持他的风格，永远站或坐在那个最不显眼的地方。不论是哪个时期，他所承担的重任，还是他所创造的奇迹，谈起来他都是那么地谦虚，那么地云淡风轻。
众所周知，当年“老三团”（新四军三团）北上渡江突围，父亲奉命带领着一部分战士断后，阻击“围剿”顽军。抵抗中，他身负重伤，被捕入狱。之后，无论是在顽军的犯人医院、上饶集中营的军官大队，还是在集中营中重新编队的“顽固不化分子”的特训班中，他依然坚持斗争，并参加了临时党支部工作，多次组织越狱。他曾两度被顽军处以挖坑活埋的极刑，并以此向其逼供，但他始终坚强不屈、视死如归。他保护了同志，保护了组织。
在震惊中外的“赤石大暴动”中，父亲既是参与者，同时也是军事领导人，武夷山艰难的斗争，他身为游击队长，与敌军展开生死卓绝的斗争……就是这样一位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在他留下来的照片中却从未在显著位置发现过他。他永远站在最边上。
赤石暴动烈士陵园于2005年10月被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很多影视、文学创作的相关部门找父亲，恳请他将他的过去呈现给广大观众，以起教育、激励的作用，但是他依旧按照自己的习惯，友好地将其他同志推荐给他们，让别人去谈。即便是《潘汉年》电视连续剧，作为该事件的主角之一，他还是依然保持着“不谈过去”的习惯。
父亲对过去的一切，都显得异常淡然。我常常不解地问他为什么这样，他只是淡淡地说：“我都经历过这么多艰难困苦了，身子可以说是从死人堆中捡回来的，我还有什么可求的啊……”
这位老者为党夺取革命胜利立下了无数战功，但是却从来没有一点居功自傲，坐过国民党的牢，蹲过日本鬼子的班房，更没有过任何怨言，即便是解放后两次冤屈的蒙难经历他都只字不提。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造反派的严刑酷法（我是在看到他的申述材料后才得知的），丝毫没有表现出任何委屈和不满。但我相信，他是强忍着内心巨大苦楚，至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他都是这样。共产党是他的母亲，试想，当孩子被母亲所委屈，难道他内心中会没有伤感吗?
我也曾经跟他讨论过自1955年以来的两次蒙冤囚禁，父亲的回答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政党或者说中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都会发生冤假错案，况且我的冤情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造成的，与我所笃信的主义没有任何瓜葛，我为什么犹疑？有什么值得我动摇呢？我还活着，比起那些和我一起投身到共产主义事业，在战争中死去的同志，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我还活着啊……”
父亲对朋友从来都是“待人以宽，责己以苛”；对在他身上所发生的所有不公平，都以“忘功不忘过，忘怨不忘恩”的态度来对待。
10年囹圄，父亲人生中最好的光阴在“秦城”度过。1965年，他作为“可以教育好的人”回到了上海，大家知道后，纷纷前往他下榻的饭店探望他，梁国斌、黄赤波、汤镛、杨光池、林道生等领导和战友都无比关心他。这其中也有在过去“潘扬”问题上说了违心话、做了缺德事的人。父亲依然很客气地和他们握手寒暄。
一些同狱释放出来的同志看到后，很是疑惑、气愤，便径直问我父亲：“这样的人，你怎么还会理睬?”他听后停顿了一下，笑了笑说：“有些人是三分用心，七分糊涂，事情已经过去了，还是自己的同志，没有必要与他计较。”他心如明镜，对同志间的恩怨始终以大局为重。
左起：何荦、赵錚、扬帆、李琼、李涤非（摄于20世纪90年代）
父亲的行为尽管表现得落落大方，举重若轻。但是作为一个人来说，他一定有着人类所普遍具有的七情六欲。我相信他应该有泪水，只是他把泪水硬往肚子里咽而已。我常和他同床而眠，夜里时有被他的号啕大哭而惊醒的情形发生。发生这种情况，我根本不敢去叫醒他，事后我也不愿提起。因为我理解他的苦。或许他心里沉淀的很多话都难以启齿，或许刚强的他，也存留着性格的另一面，我不得而知，也不想知道。
15、“孩子，你是好人”
2000年农历正月十五，我在北京最亲密的好朋友李小雪夫妇、徐炼东夫妇来上海，我便在“老锦江”请客吃饭，同时邀请了我的家人。
父亲也来了。在锦江北楼底下我们见面了。乍一见他，我愣住了，因为父亲从上到下穿的几乎都是我给他买的名牌服装，还拿着我给他买的拐杖，戴着我给他买的礼帽。自他离休以后，印象中，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像今天这般隆重的穿戴。
我不由得问：“老头子，今天怎么搞得这么严肃正式？”
父亲虎着脸，故作深沉，说：“儿子请客，我能不讲究吗？喜欢我这样的态度吗？”言下带着亲切，也让人产生几分着实捉摸不清的幻觉。我一阵胆战，对他这番表现顿生疑窦。我和他常有一起参加宴席的机会，有时是他请我，有时是我请他，也有别人请他我作陪的。但这次在我看来，他过于注重了。
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吃饭，竟成为了他和我们在一起的“最后晚餐”。
2000年3月，我在北京公干。回沪前，我的好朋友沈祥荣得知父亲喜好喝茶，特地为我准备了一些好茶让我带给他老人家品尝。一下飞机，我便径直赶往华东医院去看望他。过去父亲也常进进出出医院，这次则不同，因前列腺癌晚期，加之心衰，已是大限将至。住院不久，院方便召集我们家属，将他病情恶化的情况全盘托出，交代得清清楚楚。
父子又一次见面了。他没有了过去的那种唯有父亲所特具的严肃，而是对我嘘寒问暖，像一位慈母一样深切地询问着儿子的全部。我匆忙将刚从北京带来的好茶沏上，像往常一样端到他面前。
病房只有一个杯子，他说：“来，咱们父子俩共饮一杯茶吧！”
我有点吃惊，父亲是一个生活习惯极为严谨的人，对他而言，与人共用一个杯子实在是天方夜谭的事情，这又令我好生疑惑。与以往一样，他依旧态度极为端正地品尝着那杯“雨前龙井”。他和我谈了很多过去他从未向我说起过的事情，其中南京地下工作时期的人和事谈得最多。那时候，他很想念远在北京的战友王嘉猷，也和我说起了现在的一些人和事，依然展望着未来的发展方向。
1999年王嘉猷探望住院期间的李涤非
突然，他抬起头，深邃却又那么茫然地看着我。这种表情，我和他生活了近30年，还是第一次看到。顿时，我心里“咯噔”一下，难道他已经知道了他的病情恶化?
许久，他伸出他坚定而又柔软的右手，紧紧地抓住我的左手，无限感慨却又那么肯定地说了一句：“孩子，你是好人。”他这一开口，却像是把我丢到云山雾罩之中。多少年来，我还真没有听到他当着我的面说过一句我的“好话”。
我一时不知所措，原本脑子里想，假如他要谈起他的病情，我该怎么对他说，却没料到他从牙缝里蹦出这么一句话来，这倒令我很不自在。他接着说：“我经历了许多的事，也看遍了形形色色的人，你是好人呀！好人！”一边说着，一边用他的左手指着我。
我心里阵阵惭愧，父亲说我是好人，兴许我还不算坏吧。如果我真是好人，真要感谢父亲这么多年赋予我的一切。
那天，我们父子俩坐在病房里谈了近3个小时。过去我们常常闲谈，除了知识性以外的事，父亲对关于他自己很多方面的问题，诸如政策落实不彻底、行政级别有差距等等都非常淡薄。这次却全然不同，出乎我意料，他对过去发生在他身上的许多不公，诉说了一些反思。我从中感受到了父亲这样一位执着追求共产主义信仰的人，对过去的缅怀，对未来的期盼。
父亲的战友——北京的王嘉猷（父亲在南京地下工作时期的学生领袖，也是江泽民的入党介绍人），待父亲犹如自己的兄长，我们兄弟姐妹也视他为自己的亲人。他有时来上海也会住在我处，我们叔侄俩很合得来。嘉猷叔叔是一位非常重感情的长者，而他还真有些感慨我父亲的这种忠诚，认为几近于“愚忠”了。
我也赞同嘉猷叔叔的这种看法。可能太多的东西，只有父亲自己知道，也只能他自己去感悟了。
在父亲病重的日子里，我天天去陪伴他。虽然后来他脑梗，话已说不出来，人也不认识了。但是我每次去，从他目光的流露中，我知道他对我的记忆犹存，他甚至有时会张大了嘴“呀、呀、呀”地想跟我说些什么，有时则双眼饱含着泪花。我每一次去，都会坐在他的床头，守护着他，心中无法平静。
16、最高级别的关怀
父亲在华东医院病危期间，原中央调查部部长、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曾专程前往探望他。此时，他已经不能言语。两位老人只能四目相望。
1944年，中央作出为迎接抗战胜利开展城市要道工作的决定，以及之后毛泽东主席审时度势作出放弃里应外合夺取南京的决定，罗青长部长始终在主席身旁，亲历了一切。而我父亲就是为执行决定，冒生命危险被委派去南京组建地下军的新四军特派员。在那白色恐怖的“日伪”老巢里，他组建南京各界内援会，教育策反敌伪军警人员，团结争取青年学生，物色争取了一大批革命骨干。这些人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中都成了国家的栋梁。
我知道父亲与罗青长这两位一起度过了很多历史紧要关头的迟暮老人，眼神中肯定交流了很多我们所不能知晓的东西。
父亲的政治品质、文化素养、道德观念、共产党人的修养以及他心理上所能够承受的能量都是惊人的。他有着轰轰烈烈的革命生涯，经历过默默无闻的惊涛骇浪，他胸中有着源自于共产党人波澜壮阔的英雄气概；他也有作为一个普通人所难能可贵的高尚品德和人格。
父亲的一生始终追随在党旗下，直到他革命生涯的终点。他生前所期盼的党的温暖，终于在他老人家作古之后得到了最高级别的关怀；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为他的离去送上了硕大的花圈，表达了对他的沉痛悼念。
17、崇高品德的精髓所在：惟义是从
所以，如果说我算得上是一个讲究生活态度的人的话，我以为，我的态度是来自于父亲清澈如水、至高无上的精神熏陶。我之所以能够认真地对待每一件事情，那也是他多少年来给我铺垫下的厚实土壤。在他面前，我倍觉自己的微不足道。他让我懂得，以忠诚的信仰为宗旨，惟义是从，这才是崇高品德的精髓所在。
我是个商人，身上少不了沾点铜臭味，但我并不想成为“十商九奸”中那九个中的一个。我认为现在的商业氛围还是应从人性的正面来考量做人的标准。或许，去做这样的一个商人，会心安理得一些吧！而且，这样也更能体会人生的意义所在。
“感谢您！父亲。”
作者简介
作者卢津源，系上海市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原资深委员，美国旧金山——上海友好城市委员会中国首席代表。
